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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自《中國企業福音管理教育學會》，作者：清泉)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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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章 使徒時期
第二章 苦難時期
第三章 國教時期
第四章 教皇時期
第五章 歸正時期
第六章 復興時期
第七章 多元化時期
附錄：
第六章 復興時期 (時間：1649 - )
復興時期在教會史的此處出現，相當意義是相對于教會所經歷的漫長的教皇時期和改教時期的信仰低谷而言的。復興時期在有的教會史的書中有結束的時間。本人則認為，復興是要一直延續下去的。神是復興的源動力所在，神是不變的。他在每一不同的時代能用他獨特的方式來使教會得以復興。在教會的信仰經歷低谷時如此，在持續發展中更是如此。
壹、 敬虔運動
貳、 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的抬頭
叁、 大復興時期
肆、 普世差傳
伍、 復興浪潮中的人物
壹、敬虔運動
正統主義將基督教本來活潑的信仰化成一套僵化、呆板、抽象的教理，而信心變成了對這套教理的宣認，這與當初路德所猓解的信心很不同，當路德談到信心時，他所指的是信徒與神之間的活潑的關系，但到了正統主義時代，這種活潑的關系仿佛被信徒遺忘了一樣，他們擁有精細地界定的所謂“純正信仰”，但卻缺乏了因信仰而來的生命活力。崇拜時的講道變得乏味，其余一切的活動，如聖禮，也變得很規條化。
主后1670年，一位法蘭克福（Frankfort）牧師史賓納（Philipp Jacob Spener）召聚了一小組信徒在他家中讀經、祈禱，彼此鼓勵追求活潑的屬靈生命，他稱這小組聚會為敬虔團契（Collegia Pietatis）。以后敬虔主義便由此得名。這種小組聚會在他牧養的教會中成為一種更新的力量。但不久，他被迫離開法蘭克福轉到德里斯頓（Dresden），在那里他又以同樣的方法，在他牧養的教會內組織了更新的團契，其后他又再被迫轉到柏林，也同樣的組織更新團契。不過，更有力的影響，乃在他所寫的一本名為《渴慕敬虔》（Desideria）的書，清楚地呼吁信徒聚在一起研讀聖經，摒棄神學的爭辯及抽象的理性思維，而在實際的敬虔操練中體驗及實踐聖經的真理。
在這種更新運動展開的初期，正統主義的神學家已感到不安，當這運動漸漸擴大時，他們便公開反對這運動。然而，主后1686年，一位大學的聖經學者弗朗克（August Francke）加入這運動的行列，使這運動擴展得更快。當年，他在萊比錫大學中組織了一個讀經團契，有系統的查考聖經，一次在研讀約20：31時，深感被聖靈感動，于是便更積極的追求敬虔的操練。在史賓納指引下，他開始在大學內大力推動敬虔運動，亦因為這緣故，他被迫離開萊比錫。他從萊比錫轉到哈爾(Halle)，在剛成立的哈爾大學任教。不久，哈爾便成為敬虔運動的重要基地。
其實，推展敬虔運動最重要的人物應該是親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 A.d.)。他在哈爾受教育時已深受敬虔主義的熏陶，他渴慕聖經純淨的真理，力求活出聖經所要求的簡單純朴的生活，對于傳福音也滿有熱忱。他聽到莫拉維亞弟兄會信徒受逼迫，就將部分的土地送給他們，讓他們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村庄，以致可以按自己的信仰自由地生活。最后他更加入他們的行列，成為他們屬靈的領袖。他們過著基督徒社群的生活，透過工作、讀經、禱告、敬拜去操練敬虔。當逼迫臨到時，親岑多夫便四出宣揚敬虔生活操練的重要性，他所到之處都建立起追求敬虔生命的基督徒群體，不單在歐洲如此，在美國也是如此。
然而，在追求敬虔的生命中，敬虔主義者卻漸漸將信仰變得極度個人化及內在化。追求敬虔便完全等于追求個人內在屬靈經歷﹔他們很強調內在的光照。于是，敬虔與關懷社會、文化的活動便似乎拉不上關系，有時甚至對立起來。不過在神學上，敬虔主義所帶來的問題是，主觀的屬靈經歷往往與客觀的啟示真理混為一談，例如有一首詩歌其中一句這樣說：“你若問我怎知主活著，因
他活在我心。”這便是敬虔主義以主觀經歷去處理客觀啟示事實的一個很好的說明。我們要掌握神的真理，主觀經歷當然很重要，但主觀經歷卻不能成為真理的依據。這一點我們要非常留意。我們可以說，敬虔主義將基督教的信仰變得很個人化和主觀化，從這個角度看是助長了啟蒙運動所標示的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對于日后自由派神學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
貳、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的抬頭
正統主義不單刺激了敬虔運動的產生，也間接地刺激了啟蒙運動的開展。因著正統主義對于任何神學思想的偏差都不能容忍，在教會內常引起爭端，使基督徒彼此相殘，教外的知識分子便對基督教的道理能抱一種輕蔑的態度，并且也使他們覺得應該彼此容納，你持你的看法，我抱我的見解，彼此尊重，而不應該強硬確立自己所持的見解才是真理，漸漸，他們更開始懷疑，到底有沒有絕對真理這回事，于是相對主義便開始形成。
另一方面，正統主義神學家常常強用理性去確立、証明聖經的真理。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他們很容易陷溺在理性主義中而不自覺。同時他們護教的方式也往往造成一種錯覺，就是假若聖經的真理可以用理性推翻，那么這些真理便一定不可信了。這樣便引起了教外的知識分子力求用理性去批判聖經真理，以求推翻它的可信性。慢慢地，理性批判成了最高權威，啟蒙運動的主要精神便是理性批判是萬能的。于是，人開始用自己的理性架構去規限神的啟示。
當然正統主義只是間接地刺激了啟蒙運動的開展。但啟蒙運動的出現，其實是反映了歐洲整個文化的蛻變。
18世紀啟蒙思想在法國波及廣泛而持久，因而有“啟蒙時代”之稱。主要代表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一般而言，啟蒙思想有兩大特點：
1、反對宗教，宣揚理性與科學的權威。所謂啟蒙思想家將社會和人民的不幸，歸因于宗教。于是，他們堅持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判斷一切的尺度﹔不合乎人的理性的東西就沒有存在的權利，如神學、基督教道德等等應該統統打倒。他們認為以經驗為檢驗真理的標准的科學能夠使我們正確認識自然，增長知識，破除迷信，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
2、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宣揚民主與法制。啟蒙思想家們認為，專制制度扼殺自由思想，造成社會上不平等和文化經濟上的落后。因此，他們大力宣揚“天賦人權”，主張人民參與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律規范人的行為來結束專制統治。
啟蒙運動傳播產生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理性主義在宗教領域的發展，英國的自然神論是這一時期頗為流行的思想，它是科學知識突飛猛進下的產物，是一種理性主義的宗教觀，反對過分執著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論者把上帝從這個世界中逐出，主張上帝不直接掌管世界，他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至少不反對這個預設，只是認為 他在創造世界、為世界制定了自然規律一后，便歇了他的工，不再干預世界的發展。世界如今由自然規律所引導，就如一部由上帝上了發條的機器，啟動后便自行運作，毋須借外力推動。自然規律是上帝設置在人間的內在理性，人只須探求自然規律，不須直接探索上帝。
一切超越理性的信條實際上是未經証實便被相信了，擺脫迷信就是自由，只有有理性的思想家才是自由的思想家，用迷信來束縛人的思想者是人類最大的敵人。一切在啟示中晦澀不明或超越理性的都是迷信的、無價值的。于是，神跡自然是被否定的。
大衛﹒休謨（1711─1776）是18世紀英國思想界最敏銳的哲學家，是一個徹底的懷疑主義者。他的哲學告訴人們，我們既不能知道自己，也不能知道這個世界。他沒有拿出一套信仰，但卻几乎批判了當時所有的信仰，他批判關于世界的知識，關于我們自身的知識，批判關于上帝的知識。如休謨把推翻理性作為一條原則，他聲稱理性不過是某種習慣或風俗而已。他的批判摧毀了人們賴以指導日常生活的許多基礎知識，懷疑論大行其道。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便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笛卡爾發現，無論我們抱多懷疑的態度來對待一切事物，有一件事無論怎樣也無可置疑的，便是人類的思想。我可以懷疑外在的世界是否存在，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存在，但我卻不能懷疑一件事，就是那正是懷疑的我是真實的。是誰在懷疑？是我！而達到這穩固的結論，完全是倚賴人的理性思維。正因如此，人的理性思維是一切信念的基礎。因此，任何事與物不能通得過我的理性批判，我便不會相信。于是，理性成為一切真理的依據。而就這樣，歐洲人便開始用理性作為尺度去批判神的啟示。他們要求神用他們認為合理的方式去啟示人，任何啟示他們認為不合理性的，他們便不能接納。由此，聖經的權威便受到嚴重的質疑。啟蒙運動可以說對教會傳統的信仰發出很大的挑戰。而當時很多的信徒也陷入信心的危機中。同時，教會的神學思想也開始轉變。自由主義神學便在這時候產生的。
一、英國的大復興：
公元1700年至1750年間，英國人的道德，一天比一天墮落。這時，雖錢財充足，百姓繁衍，道德卻是薄弱非常。公元1736年，在倫敦，每六棟房屋之中就有一酒館。有些酒館里張貼有廣告說：“每人花費一個小錢，可以小醉一次﹔兩個小錢，可以大醉一次。”當時的社會卻出現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加劇，社會道德敗壞，宗教熱誠日減，奴隸貿易、鴉片貿易、各種社會不公義、鄙俗不堪的娛樂活動、酗酒等罪惡充斥著英國社會。
此時的英國教會──聖公會，根本無力對社會現象做出回應。她自身也陷入形式主義的泥潭，只注重禮儀，而輕忽生命的造就，講道沒有力量，教會缺少生機。那個時代人們相當輕視信仰。個人信仰解體導致道德標准的墮落，寬容放縱大行其道。正統派神學家雖然成功地抵制了自然神論，但卻沒有帶給信徒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有人指出英國的道德與宗教已經敗壞到“任何基督教國家從來未曾見過的程度。”這是一個需要新的推動力的時代。
正在這個時候，有几個人開始呼喚罪人悔改。他們是自由傳道者，他們不在主流的英國聖公會的體制之內，甚至未受過正規的神學訓練。他們不受教區的限制，可以自由到處傳道，在街頭、社區，直接面對廣大普羅大眾，以最基本的福音要道作為講道的重心，如基礎信仰、信仰與生活的關系、屬靈追求及成長等。這個運動史稱“福音主義運動”。由于當時教會的講壇信息多數既重復又貧乏，廣大信徒得不到喂養，無法滿足屬靈的需要，他們自然轉向那些自由傳道者，聽從教訓，接受牧養，這個新的屬靈運動于是得到廣泛的民眾支持。
福音主義運動在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
─1791）、查理﹒衛斯理（John Charles ,1707─1788）和喬治﹒懷特菲德（Judger Whitefield ,1714─
1770）三大領袖出現以后，日益壯大，匯成一股洪流。懷特菲德的影響主要在美國，衛斯理兄弟則在英國倍受推崇。
組成覺醒洪流的泉涌之一，在一個熱心祈禱的母親心里。蘇珊娜是教會史上一個了不起的婦人，他有19個子女，其中8個夭折，第15個是約翰，第18個是查理，母親對他們管教嚴格。父親撒母耳是聖公會的牧師。
清教徒家庭非常注重宗教教育，家長肩負教導子女聖經與屬靈知識的責任，每天帶領孩子們靈修禱告﹔他們也重視道德紀律，要求嚴守基督徒的律法，追求個人的自制自律，舉手投足都有標准規范，以合乎基督徒的體統，所以約翰兄弟非常注重生活操守。
在牛津大學念書時，約翰努力過簡朴的生活，強調對窮人的關懷、服務與犧牲，相信克己、清苦的生活，才是聖經揭示的基督徒理想。因此他認為對人的關懷不僅是慈惠的要求，也是公義的要求。按照新約聖經管家的觀念，沒有人真正擁有什么，他不能宣稱自己是某樣財富的合法主人，他所“擁有”的只是上帝交付他代為管理而已。倘若一個人將上帝交他托管的據為己有，他便是偷竊了上帝的東西。十八世紀三十年代，約翰與查理及懷特菲德等開始聚會，定期查經，組成一個團契。他們除了禱告、敬拜等屬靈操練外，也積極從事慈惠工作，包括探望犯人、救濟貧民、開設義學等。由于會員所行所為守一定的規則，因此人都稱他們為循道者（Methodist）。
1738年5月24是約翰一生的轉折點，他在聚會中突然心中出現異樣的火熱感，他不僅產生了強烈的喜悅感，確認自己已不再為罪的奴仆，更感到內在的恩賜能力被釋放出來。他說：“我覺得自己實在已經信靠耶穌，惟獨基督才能拯救我，我已獲得這個確據，因為 他已將我的罪全部挪開，并且從罪和必死的律法捆綁中把我拯救出來。”
約翰稱這樣的經歷為“全然成聖”，獲得這樣經歷的人便可以達到“基督徒的完全”。由于此種成聖并非人為努力可達成，完全是聖靈的恩典與作為，所以他又稱之為“聖靈的第二次恩典”，所謂第二次是相對于借聖靈而得的救贖之恩。
約翰所教導的重生經歷，為人提供了一種更為簡明、又更易鑒別救恩確據的方法。只要我們內心經歷聖靈的充滿，獲得某個超自然的內在體驗，便可以肯定自己是已蒙上帝拯救的人了。宗教經驗是辨別信仰真偽的確據。
約翰﹒衛斯理不但是一位出色的講員，也是一位極有恩賜的組織家。1739年，他成立了第一個循道派會社，建立第一座小禮拜堂。他一直保持旺盛的精力，積極工作直到去世。他一生的事業徹底改變了英國中、下層階級的信仰狀況。
衛斯理臨終時，他的弟婦和朋友都在那里。衛斯理振起精神，勉強的說：“世界最好的事，就是上帝和我們同在!”又舉起他的手說：“世界最好的事，就是上帝和我們同在!”到了晚上只看見他的口喃喃地說：“贊美，贊美。”次日早晨，他又打開眼睛道：“再會！”這話說完，氣就絕了。這時是1791年3月2日。他的兄弟查理死于1788年。現今循道會的教友有起碼有兩千萬人。
福音主義運動對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教會影響巨大。1785年，英國國教一萬六千名教士中，只有三百人自稱為福音派﹔但在1830年，一萬八千名教士中，已有三千名福音派﹔不到五十年，福音派牧者有近十倍的增長。再越二十年的 1850年，在相同數量的教士中，更有六千人自稱為福音派。
福音主義重視教會的社會見証，關注社會與經濟轉型所帶來的集體罪惡，認為這是與福音水火不相容的。他們強調上帝的全權審判，教會必須肩負審判基督徒及非基督徒的罪惡的責任，約翰﹒衛斯理的名言是“若對罪惡保持緘默，就等于是認可犯罪。”十八、十九世紀的福音主義者推動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包括廢奴運動、改善童工待遇、禁酒運動等，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不過，福音主義運動的影響主要在社會的普羅大眾層面，對知識分子几乎沒有什么影響。就在各地教會復興熱潮蔓延的同時，自由主義神學卻悄悄地占據了神學研究的大半壁江山，而各種反基督教思想也在學朮界滋長。
二、北美大覺醒運動
十八世紀前期，啟蒙運動對不少新大陸知識分子產生相當的影響，自然神論與獨神論 廣泛蔓延，成了當時的主流信仰。如歐洲一樣，美國教會陷入普遍的屬靈低迷狀態。但就在這時，美國東部默默地醞釀著屬靈的復興。
促成第一次大覺醒運動的主將是愛德華滋（1703─1758），在他的領導下，于1734年在麻薩諸塞殖民地的北安普敦發動。作為牧師的愛德華滋講了一系列因信稱義的道理，他在講道中生動地描述了神的震怒，并力勸罪人盡速逃避。很快教會有了屬靈的復興，人人都關心永生的問題，一年間超過300人決志歸主。接下來的几年間，新英格蘭的不同地區都發生大復興，信主之人多如潮涌。
這次大復興同時伴隨有強烈的感情和身體表現，如1741年7月8日愛德華滋在恩菲爾德布道，經文是《申命記》32：35“他們失腳的時候近了”，題目是《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產生的效果是驚人的，講道時常被會眾的大喊大叫打斷，男男女女在地板上打滾，哭喊聲甚至蓋過了講道的聲音，據說有人緊緊抱住教堂的柱子和欄杆，顯然是在那一刻感到他們正往地獄滑落。整整一夜，該城到處都能聽到人們求神拯救的呼喊。
在大覺醒運動中，懷特菲德的作用甚大。他是一個旅館主人的兒子，幼時生活貧困，被約翰﹒衛斯理引進他們的“聖潔團”，他很有講道的恩賜，甚至有人指責他把會眾弄得癲狂了。他前后7次在美洲旅行布道，懷特菲德訪美的一個目標，是喚醒牧師。“會眾何以這樣死氣沉沉？”他率直地解釋：“是因為向他們講道的人是死人。”在大覺醒運動中“死人”活了過來，開始走出來復蘇他們的會友。
一段時期后，屬靈的興奮逐漸消失，復興的火炬逐漸熄滅。1744─1748年間，愛德華滋所在的北安普敦城教會，在那几年中沒有帶領一個人歸主。
第二次大覺醒運動隨十八、十九世紀美國的西進運動逐漸遍及全國。西進運動是繼1760年獨立運動后美國建國史上最重要的一頁，西部開荒區的拓荒者大多處在靈性無知與迷茫之中，而東部則逐漸出現了屬靈的復興。人們重新對基督教信仰與生活產生關注，教會人數增加。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德威特是愛德華滋的外孫，他在一系列的演講和講道中，提出自然神論、物質主義背信的罪及其危險性，在他的領導下，耶魯大學出現屬靈復興。1802年，全校有1/3學生信主，信仰復振，并帶動了其他一些大學的屬靈大復興。這次在東部的大覺醒，沒有布道家，也沒有感情沖動。
西部的大覺醒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發生。巡回布道員騎馬到各地布道，展開露天聚會，有時可以延續四天四夜，有成百的人歸主。在聚會中有講員充滿感情的勸勉，有誠懇的禱告，更有數千人唱詩的歌聲，當人們看見自己的罪時，有的哭泣，有的尖叫。
第二次覺醒運動是一個扭轉教會整體面貌的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教會平民化（或稱平信徒運動）的重要階段。大奮興運動是平信徒所推動的，特別是那些受過教育的中產階層的平信徒，他們不愿接受教會里的建制，包括教會組織、宗派禮儀、神學教義的約束，要求自由地實踐信仰。他們成立超宗派、跨宗派或無宗派的福音機構，推展各樣事工。他們將事工范圍定位于某几項如布道、服務等專業上，這些工作都與神學討論無關，因此不用牽涉傳統的教義和禮儀，更用不著受過訓練的專職教牧人員負責。
事工聯合比組織聯合容易得多，超宗派的事工合作又遠較跨宗派的事工合作容易，信徒若能打破宗派藩籬，直接在事工上謀求合作，便能締造一個又一個效果良佳的群體見証。
福音機構推動各種社會改良與救濟事業，如禁酒運動、廢奴運動。此外，青少年事工與海外宣教這兩種事工都是新興的，不易為個別宗派與堂會獨力承擔，故由福音機構統籌倡辦，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十八世紀末興起的主日學運動，就是針對失學兒童設立的﹔而“基督教青年會”和“基督教女青年會”，則是專門針對青年的需要而開展的事工。
路德與加爾文非常強調上帝的主權，認定上帝國度的擴展只能由他親自推動，人除了禱告之外無能為力，因此更正教的宣教意識并不強烈，再加上宗教改革深受民族主義影響，因此布道事工也頗受狹隘的民族自我中心思想所限制。除摩拉維運動的參與者有向外布道的觀念外，其他改革者大都沒有清晰的宣教異象，不曾推動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動起步甚晚，遠比天主教所做的遜色。
天主教的海外宣教傳統源遠流長，這與它強調教會的普世性有密切關系。自古以來，大公教會就宣稱它是人間唯一的得救門徑，教會之外無救恩，傳福音自然是其首要任務。早期羅馬教會宣教英倫，中世紀修會的向外傳教，以及在宗教改革時期耶穌會出色的海外宣教，都顯示出它的宣教傳統。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天主教的宣教如此得力，是與十六世紀世界上舉足輕重操有海上霸權的國家都是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其代表，隨著這兩個國家的艦隊遠征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天主教的勢力也伸展到這些地區，開始宣教和植堂工作。荷蘭、英國等更正教國家要到十七世紀才掌控了海權，所以更正教的宣教工作開展較晚。
這個現象是否意味著宣教與政治、軍事、經濟等拓展存在著某種因果關系呢？傳教活動與帝國主義侵略是互相呼應、甚或是同一擴張計划的不同部分嗎？
要將傳教活動與帝國主義活動完全分開是不可能的。若純粹從信仰的角度說，海外宣教事業之所以能啟動，要取決于兩個政治經濟因素：
第一,教會是否有普世意識。只有首先具備對世界的認識，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才能有關懷普世的福音工作。
第二,海外宣教工作的推動需要有足夠的支援，這包括經濟及軍事兩方面。
談到軍事實力的保護，是出于以下考慮：其一，先進的航海技朮是隨商業經濟和軍事擴張而發展的﹔其二，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護航，船隊難以安全抵達目的地﹔其三，母國借軍事和經濟力量開辟的殖民地，為宣教工作提供了空間。
英國是十八世紀最強大的海權國家，有“日不落國”之稱，故它成為當時宣教士最大的輸出國。不過，我們卻不同意某些對宣教工作陰謀論式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宣教士是殖民地擴張的先鋒部隊等。我們相信開展宣教事工的原初動機是純粹宗教性的，就是要實踐耶穌基督所頒布的大使命。至今并無証據顯示更正教的差會與宣教士曾被政府授予任何政治或經濟任務，而宣教士在工場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也無須向任何一個政府部門交代。因此，所有關于宣教士為殖民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臆測的。
個別宣教士也許出于民族感情或其他考慮，曾在宣教工場上參與其母國的政治及經濟活動，但這樣的事件只能說是偶然的、孤立的，絕對不是按照某個既定的侵略計划而有的行動。事實上，在殖民地拓展的早期，由政客與商人所組成的殖民者，大都不歡迎宣教士到來，惟恐宣教士會妨礙他們對被統治者的肆意盤剝。雖然來自同一國家，宣教士與殖民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同時也必須認識到，由于宣教工作開始于對外擴張時期，因此差會和宣教士不可避免地分享了擴張主義的時代心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將福音使命與文化征服混同起來，認定所有非西方基督教的民族和文化都不僅是落后的、野蠻的、無知的，更是屬于魔鬼的﹔宣教士的責任除了要改變這些人民的信仰外，也得啟蒙他們愚昧閉塞的思想，改造他們的社會和文化，使他們并入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開化與基督教化是同一個使命的一體兩面。
十九世紀基督教海外宣教的歷史，對很多宣教工場的國家民族而言，并非光輝燦爛的一頁，基督教被視為白人文化征服本土文化的象征。所以，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民族獨立運動迅速展開，很多國家努力擺脫歐美文化的控制，尋找獨立的民族和文化身分。他們在探索的過程中，致力復興傳統的文化及宗教。對這些地區的基督徒而言，如何洗脫基督教作為文化帝國主義象征的形象，將是基督教能否在宣教工場生根建造的一個生死攸關的課題。
福音奮興運動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近代新教宣教事業的興起。十七世紀荷蘭政府錫蘭、爪哇和台灣，新教宣教事業也隨之開始。大規模的海外宣教事工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才出現，威廉﹒克里（1761─1834）被譽為近代宣教之父。他出身鞋匠，后來成為浸信會的牧師，屬于加爾文派，相信有限救贖論，這或可扭轉某些人對預定論者的一個普遍的誤解，以為加爾文派既然主張上帝已經預定什么人得救，什么人滅亡，那人便不用傳福音，更不用從事宣教工作了。威廉﹒克里很早就有向異教徒傳福音的異象，對教會一直忽略這個使命而深感不滿。他在1791年寫成小冊子《基督徒當竭盡所能引領異教人民歸正》，指出耶穌頒布的大使命對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有效，教會必須成立組織，派遣宣教士。有人主張這本小冊子在推動更正教的宣教運動方面的地位，類同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對宗教改革的影響。自克里威廉(1761-1834)起，全球開始出現超宗派的國外布道的浪潮，或個人，或差會，前仆后繼。十九世紀達至高峰，尤以英、美、歐等地域的宣教士往亞洲及落后地區，李文斯蕺、戴德生、宣信等人身闚力行，推動眾教𩂰履行大使命，藉信心宣教事業把福音傳遍了地極。
倘若十九世紀上半葉是海外宣教事業的拓荒期，則從1850年到1900年便是更正教宣教運動擴展的黃金時期。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踏足中國﹔1835年，宣教士首次登陸日本。由此可見，在歐美教會覺醒到海外宣教的責任后不到半個世紀，宣教士便已來到最偏遠的遠東地區。
由于歐美的政治和軍事勢力雄霸全球，亞洲和非洲諸國在自愿或被迫的情況下，都得向宣教士大軍開放，容讓他們在全國各地建立福音據點。1857年印度，1860年中國全境向福音開放。
近代宣教運動的最大成就，是將基督教變成普世宗教。在十八世紀以前，基督教與全球大多數民族無關，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基督教才在全球大多數國家里奠定根基。倘若沒有宣教運動，今日基督教的境況肯定大大不同。
其次，宣教運動促進了普世合一運動。宣教運動的直接導因大奮興運動主要由平信徒帶動的超宗派運動，因此合一意愿較強。而宣教工作顯示了各種棘手的文化和社會問題，是教會過去從未遇上的，因此要求不同宗派的參與者通力合作，共同處理。特別是在異域的宣教工場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間的合作和彼此的合一。宣教運動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普世合一運動的先驅和重要組成部分。
一、巴哈
第一位我們要介紹的是大名鼎鼎的音樂家巴哈。他出生自一個音樂世家，他的全名叫約翰司巴田巴哈，許多人稱他為音樂家，其實他的真正身份是教會聖樂工作者。
巴哈在十歲時成了孤兒，他必須依賴他的長兄來撫養，也因此他很快學會了獨立的生活。憑著他對音樂的嗜好，在十八歲時，他就成了一位公爵家里的風琴師，22歲時就出任一所禮拜堂的風琴司琴。曾經有人聽過他的演奏之后說：那個彈奏風琴的人一定是天使下凡，不然的話就大概只是巴哈本人了。
據說有一回，一位法國宮廷的風琴師曾經約好巴哈，要與他一較高下。有一天這一位相當了不起的風琴大師私下的偷聽巴哈的練習，聽過之后他就決定不告而別的退出比賽。
1723年，巴哈決定放下出名和賺大錢的機會，專心在德國的聖多瑪教堂出任風琴師與指揮詩班。他一直擔任此工作到1750年去世為止。可見他認定音樂是用來服事上帝的，也因此認定必須用一種 事奉主的心志來從事音樂的工作。
巴哈也寫了許多的音樂，在他和作品里往往會看到他在開始的時候用拉丁文寫的兩個字母──“JJ”﹔這兩個字母所代表意思即為“耶穌幫助我”，然后他就在這樣的禱告里面來從事他的創作。當他寫完這首音樂的時候，他就會在樂曲的后面又寫上一些拉丁文的字母，就是“SDG”﹔這三個字母的意思是“榮耀都歸給上帝”。帶著這樣心情從事音樂的創作，我們可以想象得到這一位如此了不起的音樂家，是多么敬虔的一位信徒。
巴哈出任聖多瑪教堂的風琴師和詩班指揮共27個年頭，他以聖經的內容為主題創作了大量的樂曲。據一位了解他的音樂家指出，他的作品足夠一個教會在五年的周期里面所有聚會來使用。巴哈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音樂家，可是他自己卻認定音樂的才華不是他自己的。他之所以能彈奏這些音樂，寫作這些樂曲，乃是因上帝給了他力量，因此他堅決的認定音樂的才華必須要用來服事上帝、幫助信徒。因著他的這份認定和影響，在德國就出現了相當多仿效巴哈的人，把音樂看成為一種服事而不是個人享受。
二、銳克斯
銳克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他所推行的主日學，相信很多的信徒都知道。其實在宗教改革之后教會并不很注重基督教教育的工作，教會的聚會只是以主日崇拜為焦點。后來銳克斯就看到這個異象，開辦近代歷史上真正系統的主日學。
羅伯爾﹒銳克斯（Robert Raikes）[1735-1811]，英國格羅斯特城人（Gloucester），為一報業的印刷及出版者兼慈善家，他原來頗關心監獄的改革事工。
當時，大眾的生活十分困難，犯罪的情形非常嚴重。一天，銳克斯從倫敦回格羅斯特要請几個印刷工人。在路上，他家鄉的孩子用泥土丟他，丟得他滿身亂七八糟。他就想，這么壞的孩子怎么辦？如果這些孩子沒有人教導的話，英國的前途不就完了！銳克斯總結出──人們沒有受教育是整個問題的症結。他相信只要窮苦的兒童有機會接受教育，情形將會改觀，他們才會有美好的品行﹔長遠的說，對社會及至國家都會帶來良好的影響。但這些窮苦的兒童每天都要上工廠去工作以謀生，唯有星期天才是假期，于是銳克斯決定利用星期天的時間來教育這群兒童。剛開始經歷了各種的困難，甚至經歷失敗，但銳克斯先生并不氣餒。
他找到希太太（Mrs.Gritchley），她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婦人（她在監獄附近有一家旅店）。銳克斯先生在她的合作下，于1780年成功的建立第一間主日學校。地點在格羅斯特城的一處廚房里﹔上學時間采用全日制，朝十晚五，中間有膳食時間﹔教學方式是重視紀律、賞罰分明﹔課程安排有：講聖經故事、學習閱讀、背誦英國聖工會出版的要理問答﹔并且參與主日崇拜。銳克斯親自向他們講解聖經，用聖經故事中的道德教訓兒童，希望他們因此有良好的品行。
經過三年耕耘，于1783年11月3日，銳克斯在他所出版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紹主日學的工作以及成效，結果，英國教會對銳克斯的貢獻反應十分冷淡，而且提出反對﹔在蘇格蘭的教會甚至認為平信徒在主日進行教導是違反十誡中的第四誡，而且認為主日學會帶來教會分裂。
感謝神，雖然國家和教會都反對這個工作，但同時也得到越來越多信徒的鼓勵和支持，連倫敦許多的報紙及雜志都刊登有關銳克斯先生的成就，衛斯理約翰在講台上也盛贊他的貢獻。漸漸地這項事工受到各界人士的注意﹔也開始有教會響應﹔有更多的信徒也愿意參與這件有意義的工作，這時課程也有了一些改進，開始在班級里教唱詩歌﹔學生也開始有年齡限制（通常為6~14歲），并且開始了分班制度。1785年在倫敦成立了主日學推行委員會，籌集款項，在各處設立許多有系統的主日學。1811年，當羅伯爾﹒銳克斯安息主懷時，主日學已在各處大大的興旺起來，其中單在英國就起碼有四十萬的主日學學生……
三、韋伯福斯
韋伯福斯是一位英國人，他在教會里面主要的貢獻就是以一個基督徒政治家的身份，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面。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對本國的人民有一定的影響。不過請注意，我們了解他不是因他在政治上的成就，而是作為一個基督徒，他對于奴隸制度的立場。
在十八世紀，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有大量的黑奴，奴隸買賣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韋伯福斯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這種奴隸買賣與他的信仰格格不入。當時他盼望作一個傳道人，可是他的朋友指出他的才華，特別是在辯論方面的才華，非常適合擔任國會議員。因此他聽取了這個意見，他要一心來服事上帝，并要以作國會議員的身份來服事上帝。
不久，他就以議員的身份與另外一些人組成了一個小小的團體。這個團體的其中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要推動在國會里立法，透過法律來停止奴隸的買賣。我們需要了解到，在當時提出一個這樣的意見，需要的勇氣很大，同時需要面對的困難也非常的大。很自然的，當韋伯福斯在國會中提出這個意見時，根本沒人理睬他。但他沒有放棄，在他的不懈努力和推動之下，經過了二十年，英國國會終于同意通過一些法律來禁止奴隸的買賣。韋伯福斯覺得還不夠，雖然奴隸買賣停止了，那些已經是奴隸的人怎么辦呢？因此他就進一步的推動立法，要完全的廢除奴隸制度。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這位神仆，他的心志是多么的強烈。他基于對聖經的了解，繼續不斷的影響身邊的人，雖然到他退休時，他還沒有取得成功，不過就在他去世之前，他終于成功的在國會里面推動了這樣的立法﹔英國于1833年正式立法取消了整個奴隸制度。
四、卜維廉
十九世紀的末葉，有一個名叫卜維廉(William Booth)的英國人發起了一個特殊性質的宗教團體，并稱它為“救世軍” (Salvation Army)。起初的目的，在乎宣傳福音，后來推廣范圍，包括社會服務事業。公元1889年以后，救世軍設立了救濟醫院、農場、勞工局。卜維廉從前是循道會的牧師，保留循道會注重成聖的教導。
他稱這個會為“軍”，因他認為他們所作的工作是與罪惡交戰，他自己是救世軍的大將，他以下有“軍官”和“兵曹”，他們都要穿軍服。他們聚會和辦公的場所名叫台。他們的軍旗上有“血和火”的字樣，“血”是指耶穌基督為人舍身，“火”是指聖靈用 他的靈火燒掉人心的罪惡，并激發人有火熱的心去救人的靈魂。
像循道會的發起人衛斯理一樣，卜維廉起初也只是努力做奮興布道的工作，無意另設新的教會。他愿信徒加入當時已有的教會，可是后來他看出一方面他們不愿加入已有的教會，一方面已有的教會也不歡迎他們，所以他就將他們分別組織，成為軍隊的體制。在他的團體之中，他采用芬尼(Charles Finney，一位十九世紀美國著名布道家)的方法，將歸正的人領到聖壇之前。他采納了親岑多夫國際組織的觀念，置此種組織于宗派和國際之上，就是說救世軍是不分宗派的或超宗派的。他從安立甘教會(英國聖公會)得知組織與官階的價值。
救世軍的工作，不只注重靈性和道德方面的培養，還以基督教的原則推動社會和慈善的事業，他們對于救濟窮苦、酗酒、失業、罪犯，墮落以及對各等遭遇困苦之人的工作，已成為舉世皆知的了。
現在救世軍的服務已普及八十三個國家或地區，所用的語言達一百一十六種。公元1915年來到中華，工作區域有河北、山西、山東、綏遠、江蘇、華南等地。在香港，救世軍的工作自公元1930年開始，至今亦有七十多年的歷史。
五、瑪麗﹒瓊斯和聖經公會
瑪麗﹒瓊斯這個名字或許很多人沒有聽說過，不過因她而開始的聖經公會，卻是每一個基督徒所熟悉的。把這個小姑娘的名字放在這里，或許不是很適合，但就她帶來的影響來看，應不會過分。
瑪麗﹒瓊斯于1784年生在英國的威爾士鄉村里。當時大部分的人都不識字，整天為生活奔波。瑪麗的父母沒有辦法給她很多，卻讓她有了正確的信仰。
當瑪麗只有八歲時，她就渴望學習，渴望擁有自己的一本聖經。為此目標，她從養雞、養蜜蜂、為別人拾柴火、縫補衣服開始，付出了六年的努力。她終于得到了一本自己的《聖經》。在那個《聖經》非常稀缺的年代，擁有《聖經》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瑪利的事震動了英國和世界，導致了聖經公會的成立。
1804 年3月7日，正式成立了“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當時，《聖經》或者《聖經》的一部分，已經被翻譯成72種語言，包括大部分的歐洲語言，和16種其他語言：埃塞俄比亞語，阿拉伯語，冰島語，伊朗語，亞美尼亞語，馬來語，土耳其語，台灣語，拉布拉多語，印度語，錫蘭語，西非語，大不列顛圭亞那語和北美語（摩和克印地安語）。
當然，聖經公會做的第一件事是確保威爾士人有威爾士語《聖經》。它還發行了剛剛譯完的摩和克語的《約翰福音》。之后該組織發行的六種版本是：
1806年，馬拉思語（孟買語）。
1808年，三思克瑞特語（一種在印度大部分地區使用的語言）。
1809年，圭亞拉遜語（另一種印度語）。
1809年，奧立沙語。
1810年，漢語。
1810年，愛斯基摩語（拉布拉多島語）。
自那以后，協會的工作平穩地向前發展。它是一項多人合作的工作。傳道士去外國，學習當地的語言，把《聖經》翻譯成該種語言。有時聖經公會支付一兩個人的費用，使他們可以全職翻譯。翻譯完成以后，必須經倫敦的聖經公會委員會核查通過，然后才將它付諸印刷，送給那些需要的人。
“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聖經協會。其他組織也紛紛成立，協助這項工作?如蘇格蘭的“全國聖經公會”（1826年）﹔“美國聖經公會”（1816年），“尼德蘭聖經公會”（1814年），等等。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是：讓講每一種語言的人都有《聖經》可用。
1946年，他們組成了一個世界性大家庭“聯合聖經公會”，旨在協調全球各地聖經公會的工作。到1993年終，聖經（包括單行本）已被翻譯成2062種語言。
威爾士人以瑪利﹒瓊斯為代表，種植了一棵如今枝繁葉茂，遍及世界的大樹。
大事志：
A.D.1648-？
1715 “頭腦”時代開始。
1727 德國莫拉維亞合一弟兄們之復興。(新岑多夫帶動的)
1738 衛斯理等的復興運動。
1750 工業革命在英國開始。
1776 美國獨立宣言。（1789華盛頓成為第一任美國總統）
1792 英國倫敦會成立
1793 克里威廉（近代差傳之父A.D.1761-1834）首次被差往印度
1815 滑鐵盧戰役══拿破侖破敗。
1886 學生立志海外宣教運動
1895 馬干尼發明無線電。
1901 美國標准版聖經出版
1903 懷特兄弟駕第一架飛機飛行。開始航空時代。
1904 英國威爾斯的復興。
1905 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
1906 舌音派在美國加州開始。
韓國的復興。
雖然復興時期與末后時期的時間彼此有重疊，但為了對歷史有更清晰的了解且為了方便記憶，故把1910年后的歷史大事放在末后時期的大事志中。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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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章 使徒時期
第二章 苦難時期
第三章 國教時期
第四章 教皇時期
第五章 歸正時期
第六章 復興時期
第七章 多元化時期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