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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天主教神學 - 第二次梵諦岡會議

(資料取自殷保羅著的《慕迪神學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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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天主教的歷史發展

         當代天主教的思想必須從第二次梵諦岡會議的立場去評價﹔這會議在1962年舉行,由教皇若望二十三世開始召開,直到教皇保祿六世,在1965年結束。在會議之前,天主教會已有些改變,這些改變直到會議召開時才得以具體化。羅馬天主教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教會的權力。孔漢思(Hans Kung)、席勒比克(Edward Schillebeeckx),及較近期的克蘭(Charles Curran)等人,不滿意傳統所教導的,根據法座(ex cathedra)的宣告,羅馬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然而,這些反應完全不是新的東西。在十九世紀,羅馬天主教徒就開始號召教會應與國家分離,但他們受到教皇比約九世(Pius)大力抨擊。早于二十世紀初,羅阿西(Alfred Loisy)曾與羅馬對抗,保持自己對默示的立場,后來被解除教職。雖然教皇比約十世(Pius)l910年的教皇通諭中,大力抨擊天主教的自由派及離心分子,但那股浪潮并沒有停止。無可置疑的,這些早期發展,為第二次梵諦岡大會鋪路,將天主教信仰現代化,并把它帶進二十世紀中。

        梵諦岡第二次會議有一個負面影響,這可從李法列(Marcel Lefebvre)大主教的宣稱見到。他說敵基督者已奪得梵諦岡。李法列一方面廢棄天主教會,但一方面他又繼續按立主教,和堅持天主教傳統,并視這些為真實的天主教信仰。一些傳統思想的羅馬天主教徒受到影響,據一項研究顯示,1963年教會的出席率是百分之七十一,在1974年則跌至百分之五十。同時,沒有返教會的人數竟增加了一倍。

當代天主教的教義觀點

激進神學家

        孔漢思:無可懷疑,杜平根的教授孔漢思(Hans Kung,生于1928)是最具影響力,反對羅馬的直言批評者。他尋求在梵諦岡二次會議以外更進一步的改變,例如他提議天主教應與加爾文派對稱義的觀念差別不大。1968年,他出版了《使徒的承繼》(Apostolic Succession)一書,在書中他提出先知、教師及其他有才能人士,能擁有如使徒一樣的承襲權。他更質疑,教皇的權力是否永不傾倒?這書令孔漢思失去天主教教師的職位。實際上,孔漢思不單離開傳統的天主教,更把自己結連于現代的自由主義。例如,他放棄聖經真確無誤的信念,認為有些故事是不可靠的,他走上了歷史批判學的道路。他反對正統對基督的看法:他指出耶穌沒有接受彌賽亞的任何稱號,認為這些不過是教會后來加諸他身上的。「神兒子」的名號,沒有在耶穌位格的本質上產生任何作用。

        拉奈卡爾:在德國出生的拉奈卡爾(Karl Rahner19041984),是一位出色的天主教神學家,特別是對于梵諦岡第二次會議而說。他曾在因斯布魯克及明斯特任教。拉奈卡爾在他的神學觀中,發展出超越的多馬斯主義(Thomism,指亞奎那的神學及哲學系統),結果他總結說,因為神絕對的本體是超過人類所有的知識的,因此人類智慧的天然本質,是喜愛神的知識。拉奈卡爾發展出這套以人為中心的神學,說神給予每個人潛質,去接受「超自然存在」(supernatural existential)的神聖恩典。就算無神論者及其他宗教的人士均能聽到神的聲音。這可以指,人與神肉在的契合,不需要借著教會。這減低了人與教會連合的需要。對于拉奈卡爾來說,基督是實現了人服從神的人性潛能﹔拉奈卡爾認為,基督是人類進化的頂點。

        席勒比克:席勒比克(Edward Schillebeeckx,生于1919)是一名荷蘭的羅馬天主教神學家,他因為叛離天主教的教義,令羅馬教會震驚。席勒比克強調,啟示不單在話語(word),也在實體(reality)。舉例說,在聖餐中,人透過參與,能與字句的啟示及實體的啟示接觸。實體的參與必須透過聖靈的光照,這就是「信心之光」(light of faith)﹔所以教義的發展的終極,是聖靈的內在見証。

        席勒比克也做了關乎歷史性耶穌的廣泛研究。他采用歷史批判方法,在結論中,特別強調耶穌的人性﹔耶穌傳道工作是透過他與神獨特的關系來完成。雖然他主張三位一體論,但他是否也采用傳統及正統的基督觀及三位一體觀,倒成疑問。

梵諦岡第二次會議

         梵諦岡第二次會議,也稱為第二十一次大公會議,是由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在196210月召開的。教皇保祿六世,從1963年至1965年會議的終結期間,也召開過多次會議。

        會議的召開,是要面對科技時代所帶來的物質主義,及屬靈價值觀被減弱的影響。羅馬天主教會要尋求自我的更新,向世界上由于財富不均而引致貧窮受苦的人宣揚慈愛。教會尋求基督徒的合一 -- 包括基督教徒及東正教徒。梵諦岡第二次會議,也尋求根據聖經的答案,而不是抽象的神學立場。

        啟示:梵諦岡第二次會議舒解了聖經權威及傳統權威之間,長期以來的緊張關系。有關神聖啟示的陳述,梵諦岡第二次會議肯定聖經和傳統都是神的啟示,且互不矛盾,因為兩者都是來自聖靈。聖經與傳統都是「神話語的神聖資產」,為了要使兩者復和,聖經的詮釋應集中在聖經及傳統的亮光上。

        梵諦岡第二次會議強調,啟示不單是一套教義,啟示也是在一個位格內。新正統主義神學家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似乎在這方面影響了梵諦岡會議。

        無謬誤:第二次梵諦岡會議確定無謬誤的論題:「聖經的書卷必須確認為嚴謹而真實的教導,因它是沒有錯誤的,是神為著我們的救贖,放在神聖的作品中的真理。」按這個定義,新天主教強調,要與自由主義的基督教徒連合,容許「在不影響主要信息的情況下,聖經可能有錯」,或者「偶一為之的錯誤陳述」。

        合一運動:梵諦岡第二次會議透過合一教諭(Decree of Ecumenism),接觸到非天主教的基督徒,盼望「有一個可見的神的教會,一個真正的普世的教會,可以遍達全世界」。天主教不再呼吁人回歸被認為是「真正教會的羅馬天主教會(按:天主教自稱是唯一真正教會)。梵諦岡第二次會議確認,非天主教會也是合法的基督徒社群。非天主教的基督徒,被視為「分離的弟兄」(separated brethren)﹔會議容許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一起公開敬拜。

        梵諦岡第二次會議指出,基督教徒及天主教徒都應為改革的分裂負責任。會議用復和的口吻,尋求與非天主教徒的合一,并且設立了一個永遠委任的基督徒合一推廣秘書處(Secretariat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擔任推廣工作。

        教皇制度:梵諦岡第一次會議(18691870)頒布諭令,教皇坐在法座(ex cathedra)所說的話,是真確無誤的。他是所有基督徒的牧者,這是根據授予他作為使徒彼得繼承者的權力。梵諦岡第二次會議重申這個教條,修訂教皇的絕對地位,在教皇轄下,賦予主教的權力。根據同工原則,主教擁有確定權力﹔他們與教皇一起,成為教會的大主教團。

         馬利亞:梵諦岡第二次會議強調,馬利亞是「教會的一分子,而不是什么在教會之上半神聖的教會人物」。不過,馬利亞被居于眾聖之上,因為她有崇高的地位,是天主的母親,及教會的母親。梵諦岡第二次會議,也確定馬利亞是完全聖潔的,從成孕開始就沒有罪。在基督生平的每個時刻,她都支持著基督,與他合作,拯救失喪的靈魂,直至他被接,升到天上。會議也教導,要對天主的母親馬利亞默修。

        聖事(聖禮):梵諦岡第二次會議,對天主教七項聖禮的某些形式,確曾作出明顯的改變。神甫原本是背向會眾,面向祭壇的,現改為面向會眾。彌撒儀式原本是使用拉丁文的,現改為用大眾的語言。平信徒現在可以幫助神甫﹔女性也可擔任彌撒的讀經人。「目標是將儀式更加簡化,有更多參與,更易理解,及更有活力。儀式被簡化了﹔減少了背經、俯伏、親嘴、瞻望十字架及單膝跪。。。更加強調增加會眾的參與及回應,此外還將儀式更加通俗化,使人更易明白。」

        (1)受洗:教會十分強調受洗,強調教友在基督的死及復活中合一。恢復學道班制度,受洗的申請者須先行上課,及接受考試。

        (II)堅振禮:堅振禮在中世紀時,已是一個獨立的聖禮,今天堅振禮有時更被視為受洗的一部分。神甫同時施行兩個聖禮是很普通的,特別是向成年人施行。

       (III)聖體:梵諦岡第二次會議決定,聖體(聖餐)要有會眾參與。儀式要簡單化和濃縮,使人們容易明白。透過讀經及奉獻,人們可更加投入,引用的聖經也更多。現在教會鼓勵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一起祈禱,有時一起敬拜,這些在以往是禁止的。

        (IV)補贖:由于告解的次數減少了,梵諦岡第二次會議改變補贖的儀式,這包括總懺悔及個人告解時,神甫盡量做得更富彈性,更不拘形式,向告解者提及神的慈愛。

         (V)為患病者抹油:終博聖事(extreme unction)改稱為病博聖事(anointing the sick),這反映出「原本視為教會幫助人靈魂進入永生的最后行動,已變成強健及醫冶身體靈魂的方法」。透過梵諦岡第二次會議的改革,這個儀式已變為強調個人的投入﹔儀式原本是為臨終的人涂油,今已改為為病人讀經及祈禱。

         (VI)婚姻:傳統天主教對婚姻的看法是,婚煙的基本目的是創造及教育孩童,愛的表達只是次要目的。梵諦岡第二次會議去除這個分野,較重視婚姻中的愛。梵諦岡第二次會議,更容許為天主教徒與已受洗的非天主教徒舉行結婚彌撒。但離婚仍然受到禁止。

        (VII)聖職:在梵諦岡第二次會議之前,傳道工作被視為是神職人員所專有的。這次會議讓平信徒也參與傳道工作,透過教導他們,使他們確認自己的恩賜,及運用恩賜。神甫只被視為「弟兄中的弟兄」。所有信徒都是平等,平信徒可在傳道工作上擔任主動者的角色(雖然神職人員在聖職上,仍保持獨一的地位)

靈恩/福音信仰天主教

         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影響了不同的群體,羅馬天主教會也不例外。有些追溯天主教會開始參與靈恩運動,是始于一個周末祈禱會,是由一群西班亞人開辦的。有兩名教授在畢茲堡的一間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參加過基督教五旬節宗的聚會。他們就在19672月,組織了一個周末退修會,追求五旬節的經歷。同年春天,于聖母村及密支根州也有類似的活動。在1969年,教會給予審慎的核准,運動更是如火如荼。1973年,估計在美國及加拿大有五萬名五旬節派的天主教信徒﹔在1984年,全美國已有五千七百個祈禱小組,其中有二十五萬人每周出席靈恩祈禱會,及另有二十五萬人用其他方式參與有關小組。估計自1967年起,約有八百萬至一千萬天主教徒曾參加過這次運動。

        雖然天主教靈恩運動吸引了一些神甫加入,但這主要是一個平信徒運動。這運動在印第安納州設有總部,出版一本雜志和擁有一間印刷廠﹔多數在聖母大學舉行年會。

        天主教福音信仰運動與靈恩運動是一起進行的。由于強調個人的和經驗性的宗教,一些天主教徒開始參加查經和祈禱會。他們見証信仰。小組活動以社群形式,一起領悟在「基督里的生命」,及彼此分擔財政需要﹔也有一些治病的記錄。福音信仰的復興,在黑人天主教會十分普遍﹔毫無疑問,聖經與信仰的個人化,已成為梵諦岡第二次會議后,天主教會的顯著特色。

當代天主教的評價

觀察

        第二次梵諦岡會議建立起了羅馬天主教神學的新方向。看重會眾的投入,某程度來說,使神甫與會眾的界線消除了。啟示除了靠聖經及羅馬天主教的傳統外,也可透過人的宗教認知以默想獲得。聖職階級內的一些權力被除去,因為這階級是從會眾中獲得權力的,故也要向會眾負責。因此,教會應該自我管治,和自我教育。

        1960年代,天主教會產生一個世俗化的趨向,放棄他們孤立的體系,并且愈來愈投入世俗的生活與文化。麥銳(John C. Murray)一方面維護天主教的體系,一方面又鼓吹要適應多元化社會的生活。但相對之下,伯利根(Daniel Berrigan)則主張用暴力去推翻腐化的社會。

        存在主義也影響了羅馬天主教會,天主教轉離以往的理性主義。這可以從荷蘭的公教教理(catechism)中看到。那本教理是從人開始,而不是從神開始的。對正統主義來說,人親近基督,是透過一種存在的相遇,這種存在的相遇可以用于聖禮中﹔人可以借著聖禮遇見神。

        總括而言,自梵諦岡第二次會議以后,羅馬天主教會變得眼光更廣闊,接近基督教徒,稱基督教徒為「分離的弟兄」。聖經不再是一本封閉的書。天主教神學由以神為中心,轉為以人為中心﹔重點由從神的角度去評估世界,轉為從人的角度去經歷世界。

評價

         孔漢思使用了歷史批判學,否定耶穌基督的神性,他說基督從來沒有宣稱自己是彌賽亞。他也利用相同的方法,來反對聖經的默示。

        拉奈卡爾的人觀,并沒有考慮到人在罪中的墮落,因為拉奈卡爾看每一個人都可得到神的知識。拉奈卡爾的基督觀也是有瑕疵的。他仰慕基督,但只由于他(基督)的順服,并且由于他是進化的高峰。拉奈卡爾并不說,基督是具有神人兩種本性。

        席勒比克將存在主義,連系于聖餐 -- 他將聖靈的光照工作,和聖餐中酒餅的領受混淆。席勒比克否定基督兩種的本性,-- 是一個神人的結合﹔他否定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梵諦岡第二次會議,更改了羅馬天主教會的方向,撤消了第一次梵諦岡會議不少決定。第二次會議把天主教信仰個人化﹔透過使用普及語言,及透過會眾的投入,使信仰變得更存意義。他們更強調祈禱、研經班、福音工作及靈恩活動。因為有梵諦岡第二次會議,羅馬天主教會變成一個混合體。有些本地教會保留會議前的傳統主義,有些則更加進步及現代化﹔然而有些人仍處于迷糊階段,尋找自己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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