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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覺醒運動(十八世紀)

(資料取自陶理博士主編的《基督教二千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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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說英語的教會里,理性時代成了新生的時代。理性至上的狂潮給堵住了。死氣沉沉只講外表的形式主義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聖靈的清新空氣。教會的新生出現在173040年代的“敬虔運動”和“清教徒主義”這兩段生氣勃勃的力量。

        運動在英國叫作“福音復興”或“循道復興”(兩個名稱是可以換用的),在北美殖民地則叫 做“大覺醒運動”(Awakening), 大覺醒運動在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領導之下,于1734年在麻薩諸塞殖民地的北安普敦發動,時在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與 衛斯理兄弟(John and CharlesWesley)歸信之前,是它哺養了英國的福音復興。這個運動于17401743年間在新英格蘭開花結實,正是懷特菲爾德旋風式訪問新英格蘭巡回講道的時候。

美洲最早的改教者

         哥倫布(Columbus)探險隊發現 美洲大陸以后僅二十五年,宗教改革即已發動,的確驚人。十七世紀初,宗教改革人士開始殖民北美,在大西洋海岸上建立了殖民地。有人說,宗教改革運動最重要的一個副作用是給了受宗教壓迫的人移民的意欲。最早的殖民地開拓者,既有傳福音的熱忱,也有宗教自由的渴求﹔當然還有商業上的動機。

        英國與歐洲的移民潮,一個接著一個來到美洲東海岸。十三英國殖民地,除了一個,都與宗教改革人士有關,就是在這些殖民地上出現了大覺醒運動。几乎所有新來的人都是加爾文派。

        蘇格蘭人與荷蘭人把最純朴的 ‘加爾文主義’遠涉重洋帶到美洲,成立了長老宗和改革宗教會。但是最早的移民,也把英國清教徒的和分離派的比較緩和的‘加爾文主義’帶了進來。他們 的信仰勢將產生重要影響。源于其他宗教改革運動的團體,例如 頓刻教派(Dunkers)、信義宗、莫拉維弟兄會(Moravians)、門諾派的信徒,后來也來到北美,不過人數較少。

        安立甘宗又稱聖公宗(Anglican)是美洲最早的新教教會,他們于 1607年在維基尼亞的詹姆斯鎮(Jamestown)設立了一個教區,由 杭特(Robert Hunt)任教區牧師。聖公宗在維基尼亞和其他殖民地都不大受歡迎。英國母會沒有給新英格蘭派一個主教,可能是聖公宗在美國殖民地時代力量減弱的原因。

        公理宗教會(Congregational church)和長老宗教會都(Presbyterians)成了英國北美殖民地中最大的群體。美國的公理宗起源于分離派與清教徒的合并。1620年在新英格蘭的普里茅斯港登陸的美國開國祖先,早已經脫離英國國教到荷蘭避難的獨立派。1628年以后,更多的移民到達北美都是嚴格的清教徒,他們本來希望留在英國的聖公宗內部進行宗教改革﹔英王查理一世當政期間,力予壓制,只有逃出英國前往美洲的麻薩諸塞定居。分離派與清教徒后來攜手合作,同意了一份《劍橋綱領》(Cambrige Platform),是為美洲公理宗教會的憲章。

長老宗來臨

        長老宗最初由荷蘭改革宗教會帶到美洲。荷蘭東印度公司1626年在哈德遜河畔建立了一個殖民地,把曼哈頓島(Manhattan Island)易名為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過了兩年,他們任命了一個牧師。這個殖民地在1664年移交英國以后,荷蘭改革宗教會繼續滋長﹔到了1700年,已成紐約殖民地的大教會。

        在美洲的基督教會中起著重要作用的長老宗教會則來自英國,由瑪克米(Francis Makemie)建立。瑪克米受愛爾蘭一個長老宗委任在美洲殖民地工作。早在1683年,他就在馬里蘭建立了一些教會。1706年費城長老宗組成,由瑪克米擔任主席。他鼓勵了許多蘇格蘭和愛爾蘭長老宗信徒脫離斯圖亞特王室迫害到美洲避難。1710年,英國對愛爾蘭實施經濟制裁后,移民來美數目大量增加。

        美洲的浸信宗(或浸信會)(American Baptists)起源于羅德導(Rhode Island)普羅維登斯的一個聚會。首次聚會1639年由威廉斯(Roger Williams)召集。威廉斯是倫敦的分離派,他給麻薩諸塞彎的清教徒殖民地趕了出來。參加首次聚會的人數,多數是英國威爾斯浸禮會教友,和威廉斯信仰相同。在大覺醒運動以前,浸信會發展很慢。這之間,貴格派在賓夕法尼亞殖民地發起了他們的“神聖實驗”。

        1690年,殖民地全部人口約二十五萬,几乎都是英國人。歐洲改革宗信徒這時開始來美 - 包括預格諾派,門諾會,還有荷蘭加爾文派。這個移民運動到十八世紀初開始加強。主要屬于路德宗(或信義教會)(Lutheran Church)的德國改革派信徒大規模移入。其中大多數為逃避巴列丁奈得(Palatinate)境內的迫害。威廉.潘恩(William Penn)邀請他們來賓夕法尼亞殖民地居住,他們成千上萬地橫越大西洋而來。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光是賓夕法尼亞就有七萬德國人,整個北美几乎有二十萬人。他們中間不僅有信義宗,還有莫拉維弟兄會,頓克教派,和史文克斐派(Schwenfelders)

        這些主要屬路德信義宗的德國移民給美國的基督教世界帶來了一個新因素,因為前此一直是加爾文派的天下。其他宗教改革宗派當然也有它們的貢獻。這些來美的德國移民已經受有敬虔主義的影響,敬虔運動曾經直接幫助過英國的福音復興。

“沉睡如故”

        十八世紀開始時,美洲教會患上了一種逐漸蔓延的麻痺症。殖民時期上一代拓荒者的宗教熱情沒有能傳承。衰落的原因不難理解。商業的發展和因而增加的財富,滋生了一種物質主義。新教信徒為基督作見証的心漸趨萎縮,在他們子孫身上已經見不到當年父老的熱情。

        社會奉上帝為主的清教徒理想不見了。過去信徒必須接受教會的誓約才有資格做會友,如今這個傳統已不大堅持。聲名狼藉的“不完全之約”(Halfway Convenant)准許無確實信仰証據的父母所生子女也可受洗。過去只有能見証基督救恩經驗的人才能入會為信徒,如今任何“生活上沒有劣行的人”都能入教。取舍的標准是道德上的體面,而非靈性的重生。

        1679年在波士頓(Boston)召開的長老宗大會討論了“改革之必要”,會上將已經“惹起了上帝的憤怒要審判新英格蘭”的那些罪惡一一列舉。其后三十年,熱心的教牧每下愈況的局面悲嘆,不斷呼吁會眾認罪悔改。1727年震動了新英格蘭大部分地區和鄰近的地震,零大家警覺到上帝的刑罰將臨。一時之間,紛紛趕往教堂﹔但這景況未見持久。過了几年,波士頓一位傳道人只能極其難過地報導:“啊呀,除了打雷、閃電和最可怕的大地震,沒有什么能把我們驚醒,我們沉睡如故。”顯然時代需要的還不只是改革。到了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人們大聲疾呼復興。大復興于1734年在北安普敦開始。

        別的地方也有了復興的征象。懷特菲爾德認為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acobus Frelinghuysen)是帶頭的人。“他是耶穌基督杰出的戰士,我認為他是上帝要在這里行大事的帶頭人。”富瑞林浩生是荷蘭改革宗教會的牧師。他出生德國,在故鄉和荷蘭讀書時,兩次受到敬虔主義的感染,得到靈性上的更新。到達美洲后,見到他所屬教會死氣沉沉,守舊不變,甚感震驚,發動了傳布福音和改革的運動。1720年,他開始在新澤西殖民地拉利坦盆地(Raritan Valley)旅行布道。他講道洋溢熱情,許多人受感歸主,但招來了仍然控制著美洲會眾的阿姆斯特丹教會的反對。到了1726年,復興運動開始向那個地區的長老教會伸延。

        同一年,泰能特(Gilbert Tennent)受聖職為牧師,派駐新不倫瑞克(New Brunswick)。他在這里受到富瑞林浩生的影響,把復興運動帶到他自己的教會。會眾的反應加強了他的信心,他的會眾主要由阿爾斯特難民組成。泰能特要步懷特菲爾德后塵,成為大覺醒運動一個偉大的旅行布道家。他的講道詞《論牧者未重生的危險》轟動一時。

大覺醒運動

         這些關注屬靈生活的點滴之水,在浩瀚一片不關心宗教生活的沙漠中,真是少見的綠洲。此外,還有一個局部性的復興工作可以說是這次大覺醒運動的誓師。它出現在愛德華滋領導下的麻薩諸塞的北安普敦。其影響的深厚不僅及于北美,還通過愛德華滋介紹活動的新聞信《報導》 (Narrative)遠及英國。

        愛德華滋繼其外祖父史托塔得 (Solomon Stoddard)之后出任北安普敦聖公宗牧師。史托塔得有新英格蘭第一個偉大的復興運動者之稱。在他擔任牧師的六十年中,曾取得連續五次他所說的“收獲”。可是愛德華滋接任后,他發現人們對“信仰的事非常麻木”。

        1733年,他看到了改變。次年,他用“因信稱義”這個題目作了一系列的講道﹔到了十二月底,“聖靈開始動工。”復興的空氣一天比一天濃,人們成群結隊來接受耶穌基督。愛氏說“鎮上從來沒有像那時那樣充滿愛心,也沒有像那時那樣充滿快樂,可是又充滿痛苦。”鄰近的地區都感到沖激,甚至連康涅狄格都感覺得到。出現在北安普敦的奮興沒出兩年就已消退,但愛德華滋堅信聖靈的工作已經開始,將產生寬廣的反響。

        大覺醒運動到1740年達到巔峰,北安普敦再度成為中心,愛德華滋也成為中心人物。但是此時影響運動最大的是1735年歸主的懷特菲爾德,后來成為英國宗教復興運動的先驅。他于1740年九月到達新英格蘭,那是他第二次訪問美洲,開始一個為期六個星期的布道旅行,使美洲殖民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最普遍的覺醒運動。

        在波士頓,聽他講道的人數之眾不久便到了沒有任一間教堂能容納的程度,他將講道改在露天舉行,就像他以前在英國所做的那樣。來聽他最后一次告別講道的會眾,據估計有兩萬人。 他在離開以前把泰能特請到波士頓“來擴大最近在那里點燃的聖火”。宗教復興的熱潮在波士頓成功地繼續了十八個月,一共成立了三十個“布道團體”。禮拜堂擠滿了人,家庭禮拜經常舉行。據說連波士頓的面貌都奇怪地改變了。懷特菲爾德繼續他的旅程,所到之處教會無不大大復興。

        其后三年內,約有一百五十個教會受到覺醒運動的影響,不僅在新英格蘭,還在紐約、新澤西、賓夕法尼亞、馬里蘭和維基尼亞諸殖民地。在維基尼亞殖民地,奮興運動由魯賓遜(William Robinson)領導在漢諾威郡開始,打開了戴維斯(Samual Davies)后來布道的大門,并給長老教會的建立鋪平了道路。現在通過布道家如馬歇爾(Daniel Marshall)和斯特恩斯(Shubal Steams),浸信會也開始擴展,重振奮興運動。嘉拉特(Devereux Jarrett)也想喚醒聖公宗,,但大部分無反應。

        大覺醒運動的推展并非全靠旅行布道家。懷特菲爾德訪美的一個目標,是喚醒牧師。“會眾何以這樣死氣沉沉,”他率直地解釋,“是因為向他們講道的人是死人。”在大覺醒運動中“死人”活了過來,開始走出來復蘇他們的會友。

        更生了的教會非比尋常地關心宣揚福音,差傳事業受到激勵。奮興運動培養出來的布銳內德(David Brainerd)成了向印第安人傳福音的使徒。大凡一種運動取得支持或激起反對時,人們難免各走一邊。雖然如此,宗派間的障礙有了打破,同情大覺醒運動的人中間彌漫著新的合作的精神。高等教育受到鼓勵:像普林斯頓大學那樣的高等學府應運而生。宗教自由給政治自由鋪平了道路,間接給美國獨立革命一股推動力。基督教取得強大的基礎,隨美國疆界的擴張而伸展,確保了美國這個獨立的國家有個堅固的基礎。

德國的新生

        美洲的大覺醒運動清清楚楚是改革宗的奮興運動。運動主要的渠道是依循加爾文傳統的那些教會,雖然也有信義宗和激勵的宗教改革派的教會參加。在英國,宗教復興主要集中于英國國教和后來終于和它斷絕關系的教會團體。在歐洲大陸上,復興發源于敬虔運動。

        十七世紀初期的荷蘭改革宗教會是敬虔運動(Pietism)的搖籃。大概是溫特艾克(Theodore Untereyk)把它引進到德國,敬虔運動在信義宗教會中開花結果,給這個被三十年戰爭搞得精疲力竭的國家注入了新生命。那是一個改革宗經院哲學盛行的時代。宗教改革者本來富有生命力的遠見現在已經硬化,成了死板的公式。敬虔的復興運動重新強調新生命、個人的信仰、和用火熱的基督徒新生命的體驗去推動有效的差傳工作等。

        法蘭克福的施本爾牧師(Jacob Spener)是個中心人物。他要恢復路德所主張的訴諸個人內心感情,組織起家庭聚會,大家一起禱告,查經和見証。來比錫大學(university of Leipzig)希伯來文教授富朗開(August Herrman Francke)設立了一間聖經學校,激起了本科學生與當地居民的覺醒。他在1692年被任命為哈勒校長后,這坐大學便成為敬虔主義發揮力量的中心。他還成立了一所貧民學校,一個孤兒院和其他機構。

        敬虔主義重振了德國教會的活力,但也有它的缺點,很快成為反對者的口實。有些信奉者脫離信義宗,參加或另行建立別的宗派。有些人如格爾哈特(Paulus Gerhardt)、尼安德(Joachim Neander)和特爾斯鐵根(Gerhard Tersteegen)受到啟發,寫了許多首新的贊美詩。德國敬虔運動與福音主義的奮興運動之間有了一個明顯的聯系,這就是英國廣泛采用了這些贊美詩,其中有許多首是衛斯理兄弟譯成英文的。敬虔主義還激起了大家對差傳工作的關懷,后來成為英國和美洲奮興運動的一個重要特色。敬虔主義通過施本爾的教子親岑多夫(Nikolaus Ludwig Count von Zinzendorf)大大影 響了莫拉維弟兄會。敬虔主義部分經由這個途徑到達英國。

        莫拉維弟兄會是一個信奉胡司的教派。他們在三十年戰爭期間被迫逃離家園,散居歐洲各地,喪失了許多弟兄。但是有少數人留了下來,秘密聚會,為聯合弟兄會教會的復起祈禱。1722年有一小隊莫拉維弟兄到達薩克森親岑多夫的田庄上。這一隊人由大衛(Christian David)率領,大衛是由羅馬天主教改入莫拉維弟兄會的,據說他有“像火爐那樣熊熊燃燒的熱情。”

        敬虔主義者若特(Johann Andreas Rothe)被任命為伯帖勒多弗信義宗牧師。在任職禮上,講道師沙弗(Melchior Schafer)預言,“上帝將在這些小山中安置一道光,這光將照亮整個國家。”親岑多夫的管家給這個莫拉維弟兄的居留地起了一個名字。因為那塊地座落在赫特伯格(Hatberg),有“守望山”之意,就把它叫做赫仁護特(Hermhut),義為“主的守望台”。它成了整個德國以及莫拉維亞與波希米亞改革宗難民的避難所。當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屬于聯合弟兄會,其中也有信義宗、改革宗、分離派、重洗派、史文克斐派。

        起初,大家認為背景這樣復雜的人聚在一起,恐怕合作不來。一個名叫克魯格(Kruger)的人,是個懷有惡意的狂熱份子,威脅要破壞整個計划。講道師沙弗在1727年寫道,“看來魔鬼要把一切搗得稀爛。”可是就在那一年,五旬節之火降臨﹔五月間,整個社區同意接受一個使徒規章,一共有四十二條。“赫仁護特”的前途就在那時確定下來﹔不再是一個宗派吵嚷的場所,而是一個有活力屬基督的教會。

        在八月十三的聖餐禮上,聖靈親自將他們結為一體。據當時在場的格拉丁(Arvid Gradin)說,他們“在聖靈的感動下,對救主有了新的信心與愛心,他們的心如火燃燒,他們彼此相愛的心也如火挑旺﹔他們感動得噙著眼淚互相擁抱,成了一個神聖的結合。舊日的莫拉維弟兄聯合會好像從痛悔的灰燼中再度飛升起來。就這樣,莫拉維弟兄會成為“歐洲新教成長必不可少的酵母”。

        更生的莫拉維弟兄會和 英國福音奮興運動之間的聯系是很清楚的。倫敦有個名叫赫頓(James Hutton)的書商,成為莫拉維弟兄會首名英籍成員,日后在英國奮興運動中發揮了領導作用。這個宗教團體在他家里舉行聚會,后來發展成英國的莫拉維會和循道宗,見証基督。類似團體不久出現,其中有些吸引了德國流亡人士,最后在約克郡成立了一個中心。因奮興運動而來的熱烈布道大會期間,莫拉維弟兄會特別活躍。

        可是更加重要的是約翰.衛斯理在1738年的重生,領他有這樣靈性轉變的是莫拉維弟兄會的一位領袖。衛斯理兩兄弟在前往美洲喬治亞殖民地的航程中,首次遇到一群莫拉維弟兄會的傳教士,對他們的靈性生活大為折服。

        在約翰.衛斯理要找到人在基督里的得救確據的時候,另一個莫拉維弟兄貝勒爾(Peter Bohler)出現,幫助他堅定了這信心。衛斯理心靈徹底的改變究竟能為他帶來什么呢?他去赫仁護特“主的守望台”找答案。莫拉維弟兄會的許多特色后來都被循道宗采納了- 如愛筵、守夜更,和查經班。衛斯理不久與倫敦莫拉維弟兄會分道揚鑣,有了自己的路線,但他得自莫拉維弟兄會的幫助可說無可數計。他談到領他事奉主的貝勒爾時說:“自從他來到英國,上帝的工作有了多大發展啊!這樣的一個人在天地消失以前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的!”衛斯理和懷特菲爾德在復興運動中都為上帝所重用,但復興運動的大部分靈感則可推溯到莫拉維弟兄會。

“與生命攸關信仰的衰落”

        十八世紀的聖公宗,雖然沒有人家說的那么暗淡,卻迫切需要注入生機。 它的衰落有几個原因。衰退的種子早在上一個世紀種下。聖公宗對兩個極端(羅馬天主教和清教徒)都害怕,結果選擇了一條穩健路線,不朝重情意的方向走。講道沒有力量,講道詞只是文縐縐的道學文章。

        政治局勢也窒息著靈性生命。英王喬治一世和他的兒子都對基督教漠不關心。作了二十一年首相的華爾波爾(Sir Robert Walpole)公然制止福音流傳。那個時代,人們輕視宗教可以從一個謠傳看出,說是“有個法案正在草擬。。要把十惈中所有的‘不’字刪去,然后將這個‘不’字放入信經之中”。(“十惈”中不少以“不可”二字開始。信條則用“我信”開始。改變之后,成了“可”殺人。。。﹔信經則成為“我不信”。。)

        個人信仰解體的結果是道德標准的墮落,寬容放縱成了風尚。正統派神學家在反對自然神論的戰斗中,雖然打了一個思想上的勝仗﹔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雖然基督教的中心教義得到了保衛,它所鼓勵的個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并沒有出現。這是一個需要新推動力的時代,奮興運動所提供的正是這種動力,因為它要教會記取它里頭蘊藏的力量。

        衛斯理本人對他那個時代如何漠視宗教講得很坦白。“英國這個國家現在的特征是什么?”他問道。“就是不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是我們普遍的、不變的、獨有的特征。”許多人對這有同感。贊美詩作者瓦茨(Isaac Watts)對“與生命攸關的宗教信仰在人的心中和生活上的衰落”深感難過。哲學家柏克萊主教(George Berkeley)宣稱,英國的道德與宗教已經敗壞到“任何基督教國家從來未曾見過的程度”。正是“在這個時候,”衛斯理說,“英國國教的兩三個教士開始‘呼召罪人悔改’。兩三年內,全國最邊遠的地區也因此響起警號。成千上萬的人聚集起來聽他們講道﹔他們所到之處,許多人對信仰表示了前所未有的關心。”

奮興運動到達威爾斯

         通常認為奮興運動從1738年持續到1742年。其實,像在美國一樣,在這之前奮興運動早有跡象可尋。1735年夏季,奮興運動几乎同時出現在英國威爾斯的塔爾加斯和蘭格伊陶。鍾斯(Griffith Jones)在蘭道若(Llandowror)宣揚福音信息已有二十年之久。他真夠資格被稱為“循道宗奮興運動的晨星”。

        塔爾加斯小學校長哈里斯早已受到基督教知識促進會出版的書籍的感動,鍾斯和促進會的關系是大家都知道的。哈里斯在1735年聖靈降臨節的一個聖禮上歸信,他的心里充滿了“對上帝的愛之火”。他將他新獲得的重生經驗不斷見証,不久就聚集了一小群信徒。這就是威爾斯的加爾文循道宗的前身。哈里斯未授聖職,但開始在家庭聚會中講道。人們的生命有了改變﹔整個地區也產生了改變﹔更多的聚會點成立。威爾斯的奮興運動開始了。

        這時蘭格伊陶的羅蘭德(Daniel Rowland)聽了鍾斯一次講道,在靈性上得到覺醒。羅蘭德的講道也促成了他那個教區的覺醒。哈里斯和羅蘭德相遇,從那時起,他們一同為威爾斯人得到屬靈的福氣工作。

        懷特菲爾德在威爾斯奮興運動開始那年歸信基督。他是格羅斯特一個店主的兒子,一度想做演員,后來出任聖公宗聖職。他成為新運動中熱情洋溢的布道家。懷特菲爾德是英國奮興運動的先驅。1737年,在倫敦和布里斯托聽他講道而歸信了人,是大覺醒運動最早結的果子。他開始了露天布道,是他最早聘用平信徒擔任傳道士,是他最早展開旅行布道,成為他自己所說的“一個為上帝東奔西走的人”。也是他首先讓美國與蘇格蘭的覺醒運動取得連系。他的歸主預示了英國奮興運動的來臨,准備工作在他主持之下開始。

向英國布道的使徒(約翰衛斯理)

         准備工作到1738年五月二十四日因約翰衛斯理內心奇異的經歷而達到頂點﹔這運動因而得到了最重要的動力。這個衣冠楚楚、矮小機靈的牛津學者,由于上帝的恩佑,成了“向英國傳福音的使徒”。奮興運動找到了它真正的天才。“如果要挑選一個人做唯一的一個奮興布道家,那個人的名字一定是約翰衛斯理。”

        1739年一月一日,一個了不起的愛筵在倫敦費特里(Fetter Lane)舉行。奮興運動的領袖們在那里組成信仰團契,其情況和1727年的莫拉維的弟兄會在赫仁獲特“主的守望台”合一的情況極其類似。衛斯理兄弟二人,懷特菲爾德和英厄姆(Benjamin Ingham)都在場,英厄姆后來成了向莫拉維亞人傳福音的杰出布道家。約翰衛斯理在他的《日記》里寫道,“大約凌晨三點鐘,在我們繼續不斷祈禱之際,上帝的權能降臨到我們身上,許多人在極度喜樂中呼喊起來,許多人跪在地上。因上帝這位君王的降臨,我們既敬畏又驚愕,我們的心情稍為恢復后,不禁齊聲歡呼,‘我們贊美你,主啊,你是我們的主。’這次元旦日聖靈的降臨,証實“大覺醒”已經來到,廣大的傳布福音工作由此發動。

        十八世紀英國的奮興運動是聖靈的工作。我們還須記得,這個運動是通過不同的渠道發展的。其中有英厄姆和森尼克(Cennick)等人領導的莫拉維弟兄會﹔有以懷特菲爾德為主的加爾文差傳會﹔有衛斯理差傳會,它設立的聚會點后來發展成循道宗(Methodist Church)

        奮興運動中除了這三股力量之外,英國教會內部有一個運動,后來導致了我們現在稱為的聖公宗的福音運動。最初,所有被卷入這場靈性奮興運動的都叫做“循道派”或“福音派”,不管他們屬于什么教會。但是這批志切傳福音的人逐漸被認為是聖公宗內部的一個派別,要在現有的架構內達成他們的目標。

        康沃爾郡(Cornwall)是聖公宗福音運動的搖籃。特魯羅的華爾克(Samuel Walker)成為此運動的領袖。他在1763年去世。哈維(James Hervey)這位出版書籍把福音信息帶給上流社會的人,先在英國西部后來才遷往中部牧養教會。文質彬彬的羅馬尼(William Romaine)是第一個在倫敦擁有教區的福音信仰者。維恩(Henry Venn)在哈德斯斐爾德,葛瑞紹(William Grimshaw)在哈渥斯傳布福音,是福音運動在英格蘭北部的重要人物。貝里奇(John Berridge)在劍橋郡埃佛頓的教區,是1759年地方覺醒運動的所在地。一度販賣奴隸后來傳道還寫聖詩的約翰紐頓(John Newton)是白金漢郡(Buckinghamshire)俄爾尼市(Olney)的副牧師。聖公宗福音運動在牛津和劍橋兩個大學作的見証收效尤大。

        罕丁頓伯爵夫人塞利娜(Selina)是奮興運動的女贊助人。華爾波爾(Horace Walpole)給她起的綽號是“循道宗的聖德勒撒(Teresa)”。福音派講道員不許在教堂講道時,她請他們到她的小教堂和客廳里講道。福音因她傳布到貴族之家。1768年,她在南威爾斯的特雷維加成立了一間神學訓練學院。1779年,根據法律,她被迫把她的小教堂登記為“不遵從國教的會所”,后來且被稱為“罕丁頓伯爵夫人會”。

蘇格蘭聚會的轉變

        福音奮興運動的歷史,若不提蘇格蘭聚會的改變,便不能算完備。它對英國國教的影響,甚至大過英格蘭奮興運動。說蘇格蘭長老宗教義有了劇烈的改變,一點都不夸張。十八世紀曾一度被認為是“蘇格蘭聚會的黑暗時代”。聚會關于贊助人的辯論,耗盡精力,無力應付為害遠為大的神學上懷疑主義的挑戰。

        格拉斯哥大學神學教授辛浦森(John Simpson)被控講授基督時見解異端,說其論點近乎英格蘭自然神教。他的一個學生哈欽森(Francis Hutchinson)主張“要給蘇格蘭神學一個新面貌”。在他的叫作“溫和主義”的觀念里,聖經的福音給縮小成一個道德體系,只能給求取永生保証的人極其微弱的希望。當地牧師只關心文化而不關心領人歸主,并以嘲笑的態度拋棄他們的傳統,包括蘇格蘭長老宗中受迫害的聖約信仰者(Convenanters)在內。

        近乎內一批反對者,在斯特靈的爾斯金(Ebenezer Erskine)領導之下,創立了一個獨立的長老部,于1740年被迫退出全國長老宗。他們堅持只是退出“當權派”而非退出教會。這批“分離分子”取得了一些支持,他們的脫離行動可能已經散播開,但是坎布斯郎教區在1742年爆發了奮興異端。

        蘇格蘭北部的伊斯特羅斯和蘇特蘭早已有過奮興活動。鮑爾福(John Balfour)是北部高地奮興異端的領袖。運動于1739年到達高潮。這些事發生在懷特菲爾德來蘇格蘭以前,雖然認為他是把奮興運動帶到蘇格蘭的人。跟在美國一樣,他是在整理好的土壤上播種。分離份子曾于1741年請懷特菲爾德到蘇格蘭來,他不愿意把他的活動限制在分離派的教堂內,關系因此切斷。懷氏旋即找到機會在蘇格蘭長老宗內部工作。

        1742年麥卡洛克(William McCulloch)正在推動名叫“在坎布斯郎作工”(Cambuslang Wark)的奮興運動。懷特菲爾德第二次到蘇格蘭期間訪問坎布斯朗教區時,這個奮興運動已經開始。參加過兩次難忘的露天聖餐禮。麥卡洛克評論第二次聖餐禮時說,“這種庄嚴盛典煥發著靈性的光輝。。可以親摯到慈愛上帝在我們中間。”

        奮興運動很快傳到周圍地區。不久另一個運動爆發,出現在基爾塞斯(Kilsyth)。羅布(James Robe)在那里講道三十多年,并無顯著成就。1740年開始,他不斷講重生得救的道理。兩年后他已經能說,我“大力催迫尚未真正重生的人,接受基督住入內心,聖靈的非凡能力隨著所講信息大大動工。”這種火熱的復興情景持續達一年半之久。

        出現在坎布斯朗和基爾塞斯兩地的情況,是蘇格蘭奮興運動最突 出的表現。興奮雖然消退了, 可是影響依然存在。被反對者揶揄為“奮銳黨人”(第一世紀猶太 愛國急進份子)或“野心冒險人物”的福音信仰人士,取代了保守派,成為教會前景的塑造人。

英格蘭被喚醒

         十八世紀的覺醒運動的全面影響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影響事實上最難測量。奮興運動是聖靈在人的生命里頭作工,無法用數字來衡量。教會中“只有敬虔的形式而無聖靈同在的‘挂名教友’”,現在改變成新約的有生命的基督徒。好几萬從來不公開說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現在都成了上帝國中的子民。奮興運動與福音傳播攜手并進。聖職人員的生命有了改變。他們為教牧工作樹立了新約的好標准。奮興的出現并不限于聖公宗。不從國教者也參加了奮興運動。

        大覺醒運動促進了機會事業結構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世紀末數目倍增的差傳組織:   浸信傳道會(I792),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 一個跨宗派的組織(1795)和教會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799成立,主要由聖公會人士參加,向非洲及遠東傳福音,宣教上曾來中國)1786年衛斯理年議會通過了谷多馬(Thomas Coke)的計划,把福音帶往印度,負起向海外差傳的任務。

        不僅差傳組織受到奮興運動的鼓舞,倫敦聖教書會(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799,現在的基督教文字事工聯合會United Society for Christian Literature)和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04)也都發源于奮興運動。基督教的教育事業因主日學的興起, 增加了新的活動層面。主日學在 1769年由一位循道宗會友鮑爾(Hannah Ball)發起,由聖公宗一個 平信徒雷克斯(Robert Raikes)發揚光大。聖公宗主日學會(Church of England Sunday School Society)是由約克郡的聖邁克爾.貝爾福萊堂(St Michaelle Belfrey)的牧師理查森(William Richardson)1786年創立,主日學協會于1803年成立。英國的主日學校運動是整個社會向義務教育跨出的第一步。

        奮興運動鼓舞了爭取社會公平的熱心。把奴隸制度逐出英國殖民地的運動,是由篤信福音的人領導的。1767年,沙普(Grenville Sharp)在法庭為一件案子辯護時,力爭政府應保証奴隸一涉足英國領土就獲自由。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1785年以一篇討論奴隸制度的文章獲獎,那時他還在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攻讀,受到福音主義的影響。是克拉克森說服了威伯福士(William Wilberforce)在國會里提出討論奴隸問題。

        威伯福士本人是在跟米聶爾(Isaac Milner)到歐洲旅行時歸主的,被尊為“福音主義的約翰生博士”(The Evangelical Dr Johnson)的米聶爾后來作了劍橋大學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的院長。約翰衛斯理在1774年出版了他的《論奴隸制度》一書﹔他在逝世前四天,還寫了一封現在馳名的信給威伯福士,催促他“以上帝之名,憑他的大能,奮斗下去,直到連美洲的奴隸制度(世界上最惡劣的)也要在他面前消失。”

        約翰衛斯理還提倡過監獄改革,鼓勵浩瓦德(John Howard)繼續他的改革監獄運動。衛斯理以實際行動表示了對窮人的關切,他自己捐款救濟貧民,也組織籌款活動。他力促教會機構做好分發衣服與食物給貧民的工作﹔又開設藥房為病人義診,倫敦的一個循道宗會所成了梳理和紡織棉花的作坊。他還給別的失業人士創造工作的機會。

        基督徒在1746年開設了一間貸款銀行﹔提供法律咨詢和援助﹔給寡婦和孤兒提供住宿。基督教這種對貧困人士的關心,促成了1787年慈善團體“陌生人之友”的成立。這些設施很快成為救濟貧民的機構,填補了政府著手救濟貧民以前的空隙。福音信仰奮興運動使英國人注意到應盡的社會義務。

(A.斯肯文頓.伍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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