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再搜索嗎?

歸正福音運動 - 回顧與前瞻

(資料取自唐崇榮牧師的《歸正福音運動 - 回顧與前瞻》)

第六章 - 基督教如何面對現代的挑戰


重復按鈕找關鍵字

 

●大綱●

苦煉與磨煉  --  火洗

改教運動后歐洲人文學朮等的蛻變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西方思想的影響

亞里斯多德影響的崛起

科學時代的來臨

理性主義的懷疑

天文學、進化論的撼動

新派神學的興起

愚蠢后的覺醒、回顧后的前瞻

 

●經文●


苦煉輿磨煉  --  火洗


    神在我一生中,實在是把我訓練、磨煉、苦煉到一個地步,隨時隨地要拿什么東西出來,就馬上把什么東西拿出來,這是因為耶穌應許:「凡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里拿出新舊的東西來。」(太十三:52)而耶穌也應許:「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七:38)耶穌的應許是單單給几個人的嗎?不是,你要不要?要苦煉哦、要磨煉哦、要鍛煉哦、要火煉哦。

    我們很多人受了水洗,受了靈洗,但是很少人受過火洗。火洗是施洗約翰預告的:「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路三:16)那么火洗是什么?那句話里說的是「給你們」,而「你們」指的就是選民,是上帝的兒女要受靈和火的洗。后來五旬節聖靈降臨了,當時門徒們都受了聖靈的洗,受了靈洗以后,接下來就是羅馬帝國的逼迫,那就是火洗。火一來就做潔淨的工作,火洗之后,所有的渣滓就除掉了,那些真正經過火煉的人,就非常純淨、聖潔,非常單一、愛主。

    今天若沒有來的是很吃虧的,問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吃虧,所以就更吃虧了,因為好好聽這些講座,你會省卻很多自己讀得半死的那種辛苦,當然我來講不是幫助你懶惰,而是幫助你盡快吸收,然后定下方向,知道如何選擇該讀的書。有的傳道人一輩子沒有長進,他第一次講道和死以前的講道差不多是同樣的內容,因為沒有預備、沒有好好裝備,就是炒他所有的東西。我們應當想得深、講得淺,想得多、講得少,讀得多、講得少,這樣的傳道人是好的。傳道人神學畢業,受過訓、讀過書,應當能好好地講,但問題是神往往許可一些平信徒知道的比傳道人更多,那個時候,如果傳道人不自知的話,就「不是牛拉車」,而是變成「車推牛」。

    有一些聚會,我一看就知道,有一些傳道人從來不要來,他認為:「我也是牧師,為什么要來聽你的?我和你是同等。」我直到今天都很愿意坐下來聽道,特別是我的學生,如果他講得很好,我會很受感動、很受教,也可以得到幫助。在某些城市里,的確有一些一直來聽道的傳道人,只要有好的聚會,他們都顧意參加,這些人是繼續長進的,但也有一些從來不來,只會批評,結果他們就在自己的愚昧和狹窄中,始終無法長進。當聽眾的程度比講員更高的時候,這個教會就困難了,這個領袖就有災禍了。當領袖能夠繼續不斷更新變化,并領受新的異象,以及神的引導,然后把眾人沒有看見的作為提醒,在守望的地方為門徒警醒,這個教會就有盼望。求主賜福!

    在這一次的講座上,我們已經講得很多了,但是還有許多要講的,你們要不厭其煩,盡量吸收,像海綿一樣,所到的地方就把四周圍的水吸收進去。我不怕你們吸收,我也不怕你們吸收了再去做,因為我知道神的丰盛足以供應我們,讓我們每時每刻、繼續不斷地追求。


改教運動后歐洲人文學朮等的蛻變


    我們已經從正面講了在改教內部所發生的許多的事情,我們提到路德會后來有了副作用,也提到其它地區的一些困難,我們也提了天主教對改教的反應。我們又提到在改教運動中,有一些自以為非常厲害,又領受神特殊的、個別啟示的人,用一種很傲慢的態度批判改教。接下來我們要講經過一、兩百年以后,在歐洲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尤其是撒但所預備的各樣反扑的方法,把整個軌道改到錯誤的方向去。

    文藝復興開始之后,已經有一些人認為自己應當作主人,而不再讓上帝作主人,所以人應當憑著人性中所有的潛在能,去發揚過去留下來的典范,并探究過去從未摸索過的領域。十五世紀之后,科學也正在發展,但是激發歐洲科學發展的,原先并不是基督教,而是源自回教徒在十三世紀所帶來的刺激,為什么是十三世紀的時候回教徒所帶來的刺激呢?這就得先回溯一下歐洲文明蛻變的經過。

    進入第十三世紀,歐洲在教學的事業上跨了一大步,產生了重新整理各種學問、分門別類地教導門生的趨勢,所以就從原來以修道院為主的學朮中心,轉移變成以大學為主的學習中心。在修道院里,最中心的內容就是神學教育,而大學的教育則以是世俗性的知識為焦點。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西方思想的影響


    當然在這以前,天文學家、地質學家、邏輯學家都是天主教徒,而那些非基督教地區的人,就沒有什么高等的學朮可言,因為基督教發展的地區,人在各方面都領先于其它的世界。但是在邏輯學、知識論、方法論方面,基督教卻沒有受到亞里士多德的影響,因為從主前第四世紀半到主后第十二世紀半,大概一千六百年的中,真正影響西方學朮思想的人是柏拉圖。

    而柏拉圖的唯心論、宇宙觀、教育論、人生哲學等學說,都不是以科學方法論為主,乃是認定宇宙是一個唯心的大團契,采用的是以宏大整體的規范來思考的方式。他在蘇格拉底被殺的第二天,就決定離開雅典,離開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他不愿讓民主殺死第二個天才。「那些雅典無知的百姓憑著他們聲音大、人數多,就把我的老師定罪、殺死了﹔我不准民主濫權來殺死第二個天才,我要保留我這個余種,成為希臘學朮以后的新的源、新的盼望。」所以他就離開雅典,周游列國十三年。當他從列國周游回來時,已經仔細的思考法老王的土地政策、猶太的智慧文學、甚至印度的古老文明,以及巴比倫傳下來的一些制度,他吸收融會了其中的智慧,把這些總歸納起來,就建立起一套新的宇宙觀和哲學系統,所以柏拉圖回到雅典后,就建立一個專門訓練知識分子的大學,叫做學院(Academy)。今天我們用學朮、學院 Academy 這個詞,原來最先用的就是柏拉圖,柏拉圖在主前第四世紀就已經用了Academy 這個字作為他學院的總稱。

    這個學院收了從各地來的几百個求學的知識分子,當中最讓柏拉圖欣賞的,只有一位。他講過一句話:「我的學院只是由兩個部分組成  --  第一、是每一個學生的身體﹔第二、是只有一個學生的頭腦。所有的學生都把身體帶來,只有一個學生把偉大的頭腦帶來,那個人就是亞里士多德。」換句話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兩位師徒,就主管了全校的知識辯論,柏拉圖提議什么,亞里士多德就反對他、與他抗衡,因為這個學生的智力、天資、思考能力,一點都不在柏拉圖之下,所以他用反對者的態度、懷疑者的眼光,提出另外一種學朮觀點的立場,與他的老師柏拉圖來抗衡,而柏拉圖竟然心寬到一個地步,不是開除這個聰明的學生,乃是在他的抗衡中,繼續同心尋找真理的共相,所以這就變成了西方教育「不怕人比你厲害,而愿意共同追求探討學朮的成就」的這一種傳統。

    這種兼容在東方、在中國的教育里很少看到  --   誰敢反對我,我就給你死﹔誰不聽話,我就把你開除掉,因為我是你的老師,怎么可以這樣對待我?這是東方的傳統。相反的,在西方,亞里士多德就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開啟了西方教育的一個傳統:「我愛我的老師,但是我更愛真理。當我發現老師講的和我思索的真理不同的時候,我敢辯論、我敢提出反對、我敢反對傳統,重新再來一同探討。」

    所以柏拉圖有這樣的一個學生,雖然對自己有所挑戰,但他是深慶得人,這成了西方后世的一個榜樣。這一個亞里斯多德的觀念和柏拉圖不同的地方,在于對最基本的宇宙觀的方法論。柏拉圖認為一切的一切,真正的根源是唯心,而不是唯物的。所以凡是物質界、現象界看到的東西,都不過是影子,而這些影子的背后有實體,而那個實體不是物質,所以不是物質的實體把影子投到物質界的時候,我們就從現象認知真理。從現象認知的真理,不是真理的本體,真理的本體不是從現象得到的,所以這真理的本體一定是在理念界,而不是在唯實界,理念界的真理是不能用物質衡量的,理念界的真理是看不見的,所以這個叫做唯心論。

    亞里士多德的看法和柏拉圖的不一樣,亞里士多德認為所謂的真正的真理,不是唯心的,是在實際的物質里可以找到的。如果你仔細注視拉斐爾所畫的雅典學院那一張大圖畫,只有兩個人站在正門下面,正在辯論  --  那位年老的,就是柏拉圖,拉斐爾用了達文西的面貌來作代替。那位年輕的代表亞里斯多德,拉斐爾把他畫成一位雄姿英發,很有男人氣派的年輕人。兩個人都用一只手拿著一本書,正在辯論,柏拉圖拿著他的著作《宇宙論》,另一只手指向上,而亞里士多德拿著他的著作《倫理學》,另一只手指向下,所以一只手把方向定出來,另外一只手則把拿著的書顯明出來。

    拉斐爾這樣構圖是要你注意,所有哲學家的頭腦都局限在受造界的范圍內,只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兩個思想家的思想是在宇宙間,不受空間的捆綁,所以他們有「歷萬代而常新、放諸四海皆准」的這種共相的相同理念,但是柏拉圖的理念在那邊,而亞里士多德則說理念在這邊,這就是為什么一個手指向上,一個手指向下,代表著他們宇宙論的基點不同。

    所以柏拉圖主張一切的一切,都有它的原版,那原版卻不在這里。我們知道美麗的女人是男人喜歡的,但是真正的美女,世界上是不能找到的。真正又美、又善、又真、又智慧、又完善、又公義、又絕對完美的女子,不在這里,世上的女人都是那真正女人的影子而已。這世界的公義都不是真的,真正的公義在那邊,而亞里士多德則主張,公義在這邊,結果兩個人就形成了宇宙論有共相,但是這共相的基點又不相同,一個是形上的,一個是形下的。

    亞里士多德在柏拉圖死了以后,繼續發展他的科學方法論,他的科學方法論用的是証明,先定出共通的公理,再往前去推敲,所發展出來的就是「演繹學」。演繹學(deduction)的方法論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個不必証明,大家都相信的大前提﹔然后從大前提再找出小前提﹔把大前提和小前提結合起來,就會產生一個結論。

    比如說:「懶惰的孩子很難升級」,這是大前提﹔「我弟弟是最懶惰的孩子。」這是小前提﹔結論就是「怪不得他不能升班。」這樣的邏輯推論很有道理,「所有的人都會死」是大前提、「我是人」是小前提,「所以我會死」這個叫結論。你把所有思考的過程,照這三段論法去推導所得出的結論,都是很合理的,所以科學與知識就從亞里士多德的「知識論」和「方法論」中被建立起來了。

    亞里士多德一生學習所牽涉的領域,他在各樣的觀察、演繹中所記錄下來的那些例証,廣闊到你不敢想象。在古希臘歷史中的亞里士多德,和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天才達文西,這兩個人都是觀察現象,然后產生最后「知識論」結論的大師。達文西把他一生的思想記載下來,現在你可以找到他所寫下來的一些筆錄、草稿、小小的單張,存在牛津的就有六十萬份,多到你無法想象。照樣的,亞里士多德所寫的書,用不同的題目論天文、地理,地質、健康、解剖、身體、動物等等,一共超過一千個題目。他自己寫的書就可以作一個私人圖書館,而每一本都是他寫的,可是直到十三世紀,亞里士多德對整個歷史的影響并沒有柏拉圖的來得大,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損失,那段期間人們把柏拉圖當作至高的智慧導師,就忽略了與柏拉圖相反的亞里士多德的貢獻。


亞里斯多德影響的崛起


    這樣過了一千五百多年以后,柏拉圖對世界的影響開始告一個段落,而重新發現亞里士多德著作的人,就把亞里斯多德的成就,特別是他的邏輯學帶回歐洲。當時的歐洲正經過了一千兩百多年,開始厭煩基督教了。在那段期間,他們對所謂神學的研討,大都是以人的理想為主觀,以人自己的動力作為一個基礎,所產生出來的人本學問,里面有許多的八股。如今大家都把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當作是一門新的學問來研究,于是不明白亞里士多德的人,都不被認為是知識分子。無論你明白多少柏拉圖,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如果你現在不明白亞里斯多德,你就不是高級知識分子。這樣,就在大學創立的時期,大家不再以人為本,而是以大自然作為研究對象﹔不再是以主觀的推敲做為結論的技朮,而是以演譯的辦法和現象的搜集,產生出來比較客觀、可靠的知識,各處都盼望能夠成為亞里斯多德的研究中心。

    那個時候,能夠把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帶回歐洲的,只有一種人,就是回教徒。他們把亞里士多德的書當作他們方法論的基礎,然后把這門學問輸入歐洲。當時的阿拉伯人被認為比歐洲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更懂得醫學、生理學﹔更懂得地質學、天文學、天象學,更懂得邏輯。那些比較偉大的回教學者就被請到巴黎大學去擔任教職。所以巴黎大學就變成非基督徒用知識影響基督徒的地方,而不是像過去用天主教專斷的科學知識引導基督教青年的地方,這表示教育世俗化了。那個時候一位回教學者阿威羅斯(Averroës,1126-1198)就以一個真正亞里斯多德知識論的學者的身分,奠定他在學朮界的地位,甚至日后巴黎大學都采用他的著作為教材。

    當時研究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成為顯學,除了把亞里斯多德從阿拉伯帶回來的回教徒之外,差不多人人都爭相學習,其中包括猶太人和天主教徒。許多基督徒知識分子尤其怕落于回教徒之后,都爭相研習起亞里士多德。研究的結果自然會產生一些不同的看法,而不同的看法就會引起他們之間的對抗。那個時候競相競爭,誰越懂亞里士多德,誰就是執這知識和哲學派的牛耳。這樣,前后將近兩百年內就出了三位具代表性的學者:一個代表猶太教,叫做邁摩奈德斯(Moses Maimonides,1135-1204)﹔一個是代表基督教的,叫做阿奎納(Thomas Aquinas,1224-1274)﹔另一個代表回教的就是阿威羅斯,也就是那位把希臘哲學帶到法國去的回教學者。

    為什么歐洲基督教的地區要從阿拉伯回教地區輸入這些邏輯、哲學的譯本呢?原來中世紀的基督教看不起外國的知識,不能肯定普遍啟示在外邦中是有地位的,他們以為一切的啟示都應當從神、從聖經、從使徒、從先知給我們的權威才是真的。結果一千多年來,基督教就在科學方法論上沒有什么進展,所以當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方法論、三段論法、演繹法,從阿拉伯被帶回到巴黎的時候,巴黎就認為我們不一定要照著聖經和基督教走,我們也可以照著古代還沒有基督教時期的亞里斯多德,去探討上帝所創造的宇宙有多少的奧秘、有多少的真理在里面。為這個緣故,學校的世俗化就越來越快。很多人在世俗的學校里得到了在基督教的修道院所無法得到的知識,所以知識的絕對性就開始把信仰的絕對性解體了,而對知識的信任,就慢慢變成對信仰的不信任。信仰所講的都是主觀的,都是以權威來逼人相信的﹔而科學所找到的都是客觀的。從現象找到固定的定律是不能變的,所以科學的可信度增加,信仰的不可信度也增加了﹔所以基督徒在學朮界的地位就慢慢降低,而非基督徒在學朮界的地位就慢慢升高。

    這樣從十二世紀開始,古希臘的哲學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于是興起研究古希臘的文化。誰有古希臘的文物、誰有古希臘的書籍,就拿出來供應  --  結果在意大利和別的地方,就促成了文藝復興,在法國則提高了通俗知識的權威。這個時候,基督教的地位開始搖搖欲墜,除非基督教也趕得上明白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否則我們會被知識分子和世俗學界的長進拋在后頭。如果回教都比我們更有知識,豈不是否定了基督教在掌握原版的真理上,擁有最終極性的、最有權威的權柄?那個時候選在改教運動之前。幸好在后來第十三世紀,代表天主教的阿奎納(Aquinas)在三個人當中奪到最后、最高的榮譽。阿奎納并不是靠回教徒,原來在基督教地區的歐洲里,已經開始找到了許多真正的原著,遠遠比原先透過回教的譯本所得來的知識更純正、更直接、更原始的數據,所以基督教重新得到了科學界的權威,成為最可靠的科學探討的地方。


科學時代的來臨


    除了那些到歐洲,被聘為基督教大學教授的阿拉伯人以外,阿拉伯本地所有其它的人也沒有什么特別出色的,所以基督教地區的歐洲成為學習知識的研究中心,而在接下來的几百年里,歐洲繼續不斷地推演,包括古騰堡(Gutenberg,1398-1468)印刷機的發明,以及其它許多方面的發展所得到的成果,使歐洲遠遠超越別的地區,奠定了歐洲在世界上領導的地位,成為引導世界的中心。

    但是正像我之前所講的,直到改教運動發生以后,歐洲各地  --  尤其是德國、瑞士,才開始制造產生出世界性最優越的產品,因為對研究制作的嚴格性和忠實性,以及堅持敬業、貫徹始終的精神所需要的動力,是在歸正神學發現以后,才從聖經里取到的,所以在日內瓦的歸正信仰的運動就變成非常、非常的重要。科學慢慢抬頭了以后,人對上帝所造的世界有興趣的程度,高過了對上帝  -- 創造者自己  --  有興趣的程度,于是人就從神轉移到大自然。這個時候,人認識自然、明白自然,并窺探其中的奧秘的變化,這個是我們華人不注意的,只要是從知識的源頭所傳下來的,通常華人就接受了,不會再去質疑追問。但是西方不同,他們要問,知識的源頭是怎樣具備資格作知識的源頭?西方要發覺科學的權威是怎么有資格成為權威的,所以在西方對大自然的研討就特別注重方法論。

    剛才提到的方法論是「演繹法」,后來到了英國的培根(Lord Francis Bacon,1561-1626)重新探討方法論的時候,他發現演繹法是不可靠的,比演繹法更可靠的叫做「歸納法」。「對萬有觀察產生歸納式的結論。」就變成知識和科學的根據,成了一個新的動向,培根也因此成為近代科學方法論之父。從此歸納法通行在歐洲,而所謂的科學,一方面照著希臘古代的研討精神,另一方面再加上近代歸納法的方法論,兩相結合,就產生了整個科學繼續不斷發展的時代。

    這個時代后來就留下了兩種知識論工具的討論:在大英帝國,他們都同樣接受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哲學。經驗主義告訴我們,知識是經過感宮的媒介傳到我們的大腦。而歐洲大陸卻不走這條路,他們認為對真理的知識不是經過感宮,卻超越感宮,直接靠著理性的功能,使我們推敲出來,所以這個叫理性主義(Rationalism)。這樣,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就變成十七世紀以后,整個西方研討知識的兩大支派。整個英國的哲學是走在經驗主義的路上,這個叫做「經驗學派」﹔而巴黎則走上另外一條路,成了「理性學派」。這兩個學派  --  「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就在當時相互對壘、相互激蕩。

    在英國的「經驗主義」告訴我們,頭腦無法想出真理的問題,因為這一切要經過你的五官功能,去接觸到不同的現象和變化,才促使你去想﹔而在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則主張頭腦自己可以想出真理的問題。「理性主義」在歐洲大陸有三個代表性的人物,第一個就是在巴黎的笛卡兒(Rene Descartes,1596-1650),第二個就是荷蘭的斯賓諾沙(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第三個就是德國的萊布尼茲(Gou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這三個人分別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理性主義的時代。

    在中文哲學書的翻譯上,通常都把笛卡兒說成是近代哲學之父、是理性主義之父。他最重要的一篇論文,就是他在爐邊正在想一件事情:是這樣?還是哪樣?最后他想到:「我的頭腦是怎么想的?」當他用思想去思想「思想」的時候,他說:「我正在懷疑。」但「我正在懷疑」的這件事是一個真的事情,所以我不可以懷疑我正在懷疑。我不懷疑我正在懷疑,這就是我的知識,所以「對懷疑的肯定」變成知識論的基礎。我正在懷疑,這不表示我存在嗎?如果我沒有存在,我怎么有根基去懷疑呢?所以「因我懷疑,所以我存在﹔因我思想,所以我存在。」用拉丁文講叫做Cogito ergo sum.(I think,therefore I am.)

    這理性主義以后成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所批判的對象,而康德的哲學思想并不是純理性主義的,他帶來一個新的德國唯心論的思考,從此結束了理性主義。這樣,亞里斯多德的影響又成為過去了,于是在德國就用新唯心論否定舊唯物論,也否定舊唯心論的這種思想,來建立新的科學次序。


理性主義的懷疑


    講到這里,我們看見教會在這段時期,已經經過了文藝復興時代,經過了宗教改革的時代,在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再受了理性主義非常嚴格的影響。這樣教會面對了外來的仇敵  --  就是新的知識對基督教的攻擊,新的科學對基督教的懷疑。

    他們攻擊什么、懷疑什么呢?「理性主義」者透過理性,要想、清楚了,才認為可能明白真理。然而,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可以用理性去想清楚呢?他們認為不容易。是不是可以用理性去解釋,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有這樣的事情呢?他們也認為不容易。所以理性主義者就變成人文主義者,而新的理性主義者,也就是新的人文主義者,就變成基督教宣揚真理的攔阻。為這個緣故,在這些國家中走理性路線的人,不但他們自己很難信主,也很難用這樣的方法,去說服年輕的一代來接受耶穌基督,所以教會在這一方面又受到了沖擊,這一方面的沖擊是外來的。而在理性主義者的圈子內,有一些物理學家本身還是有純正信仰的,但是他們已經不用傳統的辦法,來說服人相信他們所相信的道,所以我們看見教會面對的新一輪的挑戰是很可怕的,在理性和新唯心主義的支配影響之下,許多基督教的信仰受到沖擊。

    這里我們必須提到一位重要的哲學家  --  康德,康德否定了所有「自然神學」的論証,他不相信上帝是可以被証明出來的。因為基督徒用以解釋、辯証,說因為宇宙的奇妙,所以証明有一位上帝的創造,這是一廂情愿的一種信心的表現,而不是科學歸納的結果。怎么解釋呢?他說:「你要証明上帝創造宇宙,一定要用各樣的辦法找出奇妙和智慧的設計,結果使你不得不相信宇宙很可能有一位智慧設計師。推論到這一步我們可以了解,但是你沒有資格把這位可能的智慧設計師與上帝同列,認定他就是上帝。這位設計師可能是鬼怪靈精,可能是聰明絕頂的天使,可能是靈界里一個很獨特的活物,但是你不可以說他就是上帝。你推論宇宙一定出自一位偉大設計師的設計,而把這個設計師當成就是上帝,你已經跳過了一個沒有科學可以証明的鴻溝。把設計師說成就是上帝,這已經不合科學,也是不合邏輯的。你把這一位設計師當作上帝,再把這上帝當作就是基督教聖經所講的那位上帝,你這是跳了第二步,又是不合科學,且又是干犯了邏輯,所以基督徒不要以為你們能講:「哇!地球離太陽多遠,這么奇妙的事情......,所以這是上帝的奇妙。』這樣的說法用了兩次的跳躍,根本是完全不合科學來講你的信仰,逼人跟你走。」

    這樣一來,知識分子開始對信仰動搖、對教會攻擊,以為普世知識應該獨立于基督教,而成為自己研究的一種知識系統,因此你不奇怪這几百年來,越來越多知識分子站在這樣的認知中:「我是自由思想家,你不要拉我到教會,不要以為我可以跟你走,因為你的信仰是不合科學,也沒有辦法証明出來的。」

    我告訴你靈恩派對這種人最沒有辦法﹔福音派對這種人也沒有辦法。1970年在台中,就有一個人聽我解釋進化論以后,他嚇了一跳,他說:「我懇切禱告都沒有結果,我很多朋友相信進化論,我怎么講,他們不要聽,為他們禱告,他們看我神經病,但當唐牧師解釋得有條有理,我相信這是一條新的出路。」基督教自以為自己的信仰是獨特的,應當從無知之中醒過來,然后真正求上帝把智慧給我們。今天最熱心傳福音的人,可能是最沒有學問的人,而他們只能用他們的沒有學問加上熱心,騙那些無知的人。難道基督教是這樣的嗎?基督教可以讓這些人作我們的代表嗎?

    所以歸正神學就應該把整個持守信仰的護教精神,好好的重建起來,然后預備自己、面對強敵。我告訴你,作基督徒是不容易的,作「護教學」家是不容易的﹔你要堅守信仰,不是單靠口號﹔你要應付的爭戰,也不是簡單的。緊接著從第十七世紀起,啟蒙運動開始抬頭,你把這些歷史上興起的各類思潮、運動連起來,慢慢地思索反省文藝復興、改教運動、啟蒙運動,接下來十九世紀意識型態的時代,到廿世紀實踐這些意識型態的失敗經歷﹔再自我檢討基督教在這個過程中所處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所沒有達到和已經達到的成就等等,我們就應當重新對上帝說:「求你接納我,重建我的信仰、增加我的智慧,給我足夠的學習和知識,好叫我面對強敵而站立得住。」

    嚴格地來說,今天敵對基督教的,更多于加爾文活在世界上的時候所面對的強敵。我們應當盡的責任、我們應當對付的仇敵,是比馬丁路德時代所面對的仇敵更強大的。撒但不會在你改教了以后,就讓你一帆風順,直到見主面的日子。撒但不會因為你進迦南了,就自動使那些身材高大魁梧的原住民消失掉  --  他們就在那里等你,在那里等著和你爭斗。

    今天偏偏有一些基督徒集合最沒有學問的人,形成一個很大的團體,就以為這就是聖靈的大工作,以為這就是末世的時候,凡有血氣的都要被聖靈充滿,少年人都要見到異夢,就表示神的靈大大作工。事實上這種基督徒根本不認識上帝的靈是智慧的靈、謀略的靈、知識的靈、焚燒的靈﹔上帝的靈是真理的靈、救贖的靈、耶穌的靈。那些非歸正宗的基督徒和領袖,完全不注重文化使命﹔他們對有關知識、策略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不但不注意,也完全不明白。面對強敵、面對所當做的工作,能勝任的人實在是少而又少,而很多無知而又自以為可以用已經得著的量來欺騙自己、來自我陶醉的人,卻是多到很可怕的地步。受到各種主義、哲學的攻擊的當兒,我們應當恐懼戰兢地、從頭求上帝復興我們!

    為什么今天基督徒對大學生傳道這么難?為什么基督徒大學生里,哲學系的學生特別少?為什么在大學里的福音團契,哲學系的學生不來?就因為我們只足夠騙比較笨的人,我們沒有辦法吸引那些知識分子、沒有程度指出他們的理論中那錯誤的地方在哪里,也沒有能力反擊。難道基督教就是這樣?

    過去在中國基督教已經經歷過這樣的年日,在超過一百多年前,李提摩太用的辦法是介紹最高級知識的書向文化界進軍,期盼影響中國的知識分子﹔而戴德生不走那條路,他走最簡單的路,到內地的鄉下,在農民、貧民、普通的百姓中傳福音,使他們歸主,結果在知識分子中搞得焦頭爛額,很難領人歸主,好像沒有什么果效﹔在農夫、在平民中,用努力的傳福音的方式使人歸主,反而好像很有果效,所以有一些人為了看果效,就不注重學問、不理會神學,結果他們就選那最簡單、最容易走的路線,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天文學、進化論的撼動


    上面談的是理性主義對基督教的反彈。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另外一個更大的反彈來了,就是對創造論的反彈。原本「上帝創造全世界」已經是大家接受的基本思想,是最基本、不必驗証、也不必討論的,如今進化論的學說把它從根基上重新檢驗,企圖完全淘汰創造論。

    達爾文在1859年所寫的「物種起源」這本書,就成為一顆炸彈,炸在基督徒信仰的最根基的部分  --  不必信上帝的創造,只要信萬有的演化,而演化的過程中也不需要上帝的引導。因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可以自己形成越來越復雜的世界,不需要上帝的引導,所以這又變成西方對基督教一個大的攻擊。在這之前天文學已經帶來一個大攻擊,我們原以為「太陽繞著地球走」是天經地道的現象,結果根本是錯的  --  從來沒有太陽繞地球,乃是地球繞太陽。而且這是可以用科學去研究、去証實出來的,在神學里卻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產生出一個假象  --  基督教所講的真理、基督教所傳的宇宙論,完全是錯的,而真正的宇宙論是和教會講台所講的完全沒有關系。不像詩篇十九篇所講的,好像是太陽繞地球,其實正相反,是地球繞太陽。

    這樣在歷史中我們看見了科學的、方法論的、物理學的、哲學的,這些東西對基督教的質疑和反感,使基督教完全動彈不得。所謂「上帝是創造者」被懷疑了,所謂「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上帝」也被摒棄了。人是演化出來的,萬有是自然衍生的,而不是你們上帝創造的。那些用世界的辦法去証明上帝存在的神學,立刻搖搖欲墜。

    但是感謝上帝,在歸正神學的初期,加爾文已經揀選了一條「不以自然界的現象解釋上帝」的道路,因為這是屬于啟示的范圍,而不是証明的范圍。他放棄了以自然為中心的宇宙論、目的論、和本體論的辯道學的前提,他走的是「神顯明」的前提。


新派神學的興起


    在基督教的內部,照樣也發生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這些都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在世的時候,從來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講呢?因為到了啟蒙運動的時代,有很多人開始相對化基督教的信仰,并加以懷疑﹔同時轉移視線,把信仰的中心轉到對自然知識的肯定。這個時候,在里面有一套反基督教信仰的新派出來,在外面有反基督教的自然主義的神學和科學出來。

    為什么基督教里面這樣反呢?因為里面有一些人認為一定要向世人交代,一定要讓世界的知識分子知道到底基督教是對還是錯,不需要一味地堅持從原先第一世紀傳下來的信仰,而且一定要和科學找到一個可以調和起來的共同基點。這樣教會里趕不上科學進步的人,很多就放棄了信仰,退居為普通的人,教會里趕得上科學知識的人,就試試看,盼望教會讓步,自己委屈一點,承認自己過去是錯了,得向科學點頭說:「是的,我們要把科學的真理當作真理來接受。」

    結果這兩方面都做錯了,退縮的人錯了,妥協的人也錯了,為什么呢?因為你要妥協的話,你必須先弄清楚「你的本來是錯的,他的才是對的。」這一點肯定了之后,你才可以妥協、你才可以認錯,但是這些按外表來看是科學的東西,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科學。當它們對基督教構成威脅的時候,基督教自卑得太快,馬上自動讓位給它們,這根本是出賣上帝,所以在教會里一個很大的毛病產生了,那就是有一些不信的人代表基督教,先向所謂的科學投降。這些科學家所講的科學,是不是真真、正正的科學?不一定,這些哲學家講的真理,是不是真正的真理?也不一定。但教會的領袖懼怕、軟弱,就先投降,還錯謬地以基督教的代表自居,出賣了長子的身分。這也讓我們看見有許多時候,所謂最偉大的神學家,他們的背后并不是聖經,而是人本的哲學。

    現在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士萊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est Schleiermacher 1786-1834)對基督教所謂的貢獻,是把基督教帶到一個他認為「比較可靠、沒有危險的避風港里。」他主張:「基督教不在理性的范圍里,你不必因為基督教不合理,你就攻擊基督教,我們根本不和你在這個范圍里斗。」 那么基督教在哪里?他說:「基督教是在心境里面,不在理性的范圍里。」所以基督徒所信的是內心的事情,不是和你談理性的事情﹔你要從心境的范圍去認識基督教,而不要從理性的范圍看基督教不對的地方在哪里,所以這種思想就使他創作了一個很重要的詞匯,就是「絕對依賴的情操」(The Sense of Absolute Dependence)為了使知識分子可以明白所謂基督教的道理,他解釋「什么叫做信?」就是對「絕對者」信靠自的那個情操。「絕對者」是誰?他不加解釋,反正這就是代表原來的上帝。簡單地說,對某種權威的絕對倚靠的心情,就叫做信心。

    我們看到的確有的人生死依賴某個人、有的人生死依賴命運、有的人生死依賴八字、有的人生死依賴某一種哲學,或者是機緣論、或者是風水、或者是因果律、或者是某一種宗教權威、或者是一種至高的神明對他的刑罰。無論你怎么勸導,他沒有辦法聽進去,他里面就是把自己和某一種權威接連在一起。

    這樣說來,宗教就在這種對「絕對者」的絕對倚靠的范圍里,你不必用違背理性為借口來消滅宗教,因為宗教沒有辦法消滅,宗教是在宗教自己的范圍里。從這種思想推演出來的學說,就把德國對基督教信經的傳統信仰,全部改觀。

    所以士萊馬赫以妥協、投降態度來討好現代科學,是一位忽視聖經真理的神學家。而他那個時代,有一位浪漫主義的作家和文學評論家影響他的思維,作他背后的支持,那位哲學家叫做史萊格爾(Schlegel)。士萊馬赫也參加了周二俱樂部,認識了浪漫派的健將弗烈德里﹒希史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兩人很快地成為摯友,浪漫派的思想和士萊馬赫的思想有著親蜜的互相影響﹔他就把這位浪漫主義作家(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的那種浪漫方法論放在神學里,所以新派一開始就認為自己不必負理性沖突的責任,因為對他們而言,信仰本來就不在理性的范圍內。他走的路線是心性里一種感受的發揚,而不是理性里一種批判的結果,所以他的信仰完全是用心境的經歷去解釋的。今天有一些傳道人,他們講道用心理學來講,透過心理學來明白聖經,因此他們就不是忠于神所賜給我們所啟示的話語。

    新派神學這樣傳了不久之后,就帶來另外一個新派的人,叫做立敕爾(Albrecht Ritchl,1822-1899),整個的名字只有一個母音 i,Ritschl 在中文里把他翻成「黎秋」。黎秋學派就用康德哲學作為基礎,來發展他的價值觀。他說:「我們和科學不必沖突,因為科學是從現象來討論知識的問題,而我們是從內在討論價值的問題,所以基督教不在科學的范疇內,基督教在價值觀內在知識的范圍里。科學和宗教不會沖突,因為科學也不在宗教的范疇里。如果宗教所討論的是價值以及價值的范圍,就讓我們在這里肯定我們的信仰,不必再辯論,也不必懷疑。」這樣,他們不愿意和科學產生沖突,盼望從此可以奠定基督教穩重的地位。

    其實根據哲學家康德的學說,基督教的價值不在乎理性﹔康德認為基督教的價值在乎道德,而道德價值的肯定是黎秋把它發現出來的。一般上都認定「黎秋學派」是新康德學派的一支,Neo-Kantian Branch ,因為黎秋是「新康德」,或者說「半康德主義」的一個哲學家。到了1850年的時候,德國就形成一種以行為為重、以基督的倫理為珍,而他的神性并不重要的新派神學。這個和原先路德、加爾文的完全不一樣。

    到了十八世紀中、十九世紀的時代,人們就不再注重耶穌的神性,丟掉了耶穌的神性之后,轉過來推崇耶穌的德行。「你為什么信耶穌?」不是因為耶穌是上帝的兒子﹔是「因為他是個很好的人,我如果學他,我就很成功。」這種觀念使整個基督教內部受到很大的挑戰,因為基督的神性被化解了,基督的德性被建立了。為什么信耶穌?因為耶穌是好人。為什么傳耶穌?因為盼望有好的道德可以傳出去。為什么不信耶穌是主?因為這通不過我的理性。等到另一位很重要的新派神學家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重新建立基督教的新價值觀的時候,整個德國都以為這才是一條新的出路。

    正像今天很多人以為教會沒有路走了,除非走靈恩派的路。令我擔心的是,等到過了几十年以后,當反作用大過正作用,發現拉不回來的時候,很多人可能已經被騙了,而今天真正洞察這個騙局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在那段時期里,在教會中新派就占據了很多地方。到了1900年,哈納克在柏林主持一些神學講座,所定的題目就是:「基督教是什么?」what is Christianity ?他在1899年的十二月卅一日,以及1900年的一月一日,在這兩天里談這么大的題目,所得到的結論只有三樣:第一、上帝是全人類的父親﹔第二、人類與人類之間彼此作為兄弟﹔第三、人性的尊嚴和潛在能是沒有人可以限度的。這個就叫做基督教。

    基督教是不是就這樣?為什么不是?他講的有沒有缺失?保羅說:「我只知道耶穌基督并他釘十字架。」出現沒有?完全沒有。基督教就是「神為父、人為弟兄、人的靈魂有無窮的價值。」這個叫做基督教嗎?如果是這樣,就不必講耶穌基督為我們死,不必談上帝的忿怒,不必講基督的流血犧牲、赦罪,不必講他戰勝魔鬼的這些道理,但是這些才是基督教真正的道理,而且明文記載在聖經的。這些新派的人卻以偏概全、以現象代替真實,以至于教會受到異端的攻擊和挑戰是越來越大。對那些冒充基督教之名而行破壞信仰、挑撥離間、投靠仇敵之實的那種人,我們一定要謹慎、留意!


愚蠢后的覺醒、回顧后的前瞻


    所以我們看見這几百年來,加爾文神學奠定了信仰以后,不等于教會沒有遇上困難。因為撒但要利用這些新派神學,使人忽視耶穌基督是神與人之間的中保的身分,反而利用耶穌基督,讓他扮演完全沒有神性存在的角色,單單使人做好事、使人有更高的道德,卻沒有救贖的價值。

    到了那個階段,我們所看到的,就是為了要消弭基督教的各種危機,一方面對基督教信仰諸多懷疑,另一方面對新式的科學諸多妥協,而對那些違背基督教精神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系統和價值觀的哲學,又勇敢嘗試。到十九世紀,我們還看到突然間出現的唯物論共產主義、存在主義的思想。而這些唯物論、進化論、存在主義、共產主義、辯証法、以及邏輯實証論等十九世紀的產物,又都在廿世紀找到了實驗的場所。換句話說,廿世紀的人要用七、八十年的時間來尊崇十九世紀的思想家,把我們的世代、把我們的子孫當作犧牲品,來實行共產主義。過了七十年之后蘇聯垮台,才知道原來共產主義是假的、是錯的,但是在共產主義垮台、人們清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損失了七十多年的時間了。

    這就是我在過去二十年里所講過的、最重要的講章之一,一個愚蠢的世紀。在人類歷史中,我們用廿世紀的大半年日,作為十九世紀知識分子的試驗品。我們把那些理論一個、一個拿來用,到最后我們自己焦頭爛額,因為人離開上帝、人不要上帝的話,卻把墮落的理性所產生的果效,當作拯救自己的不二法門。

    這樣在基督教之外,我們看見存在主義、共產主義、邏輯實証論,這些主義、學說都吸引了基督教的知識分子跟著走,卻一個一個倒下去,被証明是失敗的,沒有一個成功,而基督教自己呢?令人婉惜的是,許多基督教的領袖在自己的信仰中,也沒有發現應當怎樣順服神,產生新的道路﹔結果我們自己也搖搖欲墜。

    最可怕的是在廿世紀的一百年中,歐洲無法在每一代里為持守信仰來盡責。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歐洲在1900年到2000年的一百年間,每廿五年有一個偉大的領袖出來,像以利亞、像以利沙、像保羅,絕對不妥協,絕對高舉基督、絕對用聖經純正的信仰來建立、教導、布道、傳揚,來維持信仰的動力﹔每廿五年一位,一百年里也只需要四個人,卻連這個都沒有做到,結果經過了一百年以后,歐洲變成基督教后期的時代。如今廿一世紀已經開始,你看見多數的基督徒不是冷淡到不能站立起來,就是火熱到亂跳、亂叫的那個情形。

    那怎么辦呢?我們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拾回基督的「神」性,使我們的信仰歸正,真正相信基督是主,把自己交托給他,跟隨他的引導。不但如此,我們要尊基督為主,靠聖靈能力把福音廣傳,從頭在廣傳福音的實際行動中,使眾人都因為福音的緣故歸向上帝。我盼望有一天,有一些真正偉大的聖徒所寫的書,可以使許多的知識分子發現,所謂的「共產主義」是一個騙局,所謂「極端的靈恩派」是一個騙局,所謂「自然主義、自由派的思想」是一個騙局,所謂「現今講求量的這種復興」是一種騙局。因為這些都是外表,不是從內心發出來的。但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將以智慧為是﹔那些真正倚靠聖靈的人,要靠著聖靈奮斗到底。使基督教在改教以后,仍舊繼續不斷地有所作為、有所運動、忠心成為神在地上的見証人,直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

 

第五章 - 改教運動的前因與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