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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世的基督與歷史的耶穌

(資料取自唐崇榮牧師的《永世的基督與歷史的耶穌》)

第一章 - 近三百年來基督論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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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前言:不間斷的恩典

一個被熱烈討論的神學題目:永世的基督與歷史的耶穌

新派神學的去基督化

史懷哲與其《歷史耶穌的探討》

「歷史的耶穌」:以道德代替信仰

十九世紀三本重要的耶穌傳

十八世紀恨基督教,卻尊上帝之思想家

康德的宇宙觀與良心觀

廿世紀德國新派神學的政教混淆

童女的實子宮與耶穌的空墳墓

 


前言:不間斷的恩典


    這是我們第二十三屆的神學講座,我特別要感謝主,為什么?二十三年來沒有一次因病不能講,二十三年來沒有一次因事缺席,而且到現在好像聲音還夠應付。昨天在高雄有一個牧師介紹我:「感謝主!唐牧師今年六十八歲還沒有老人痴呆症。」我心里想:「這個應該還很久吧,因為到現在我要記的東西,我要講的東西,從我腦海里面,馬上就可以拿出來的。」

    萬一有一天,我真的老人痴呆了,你有什么感想呢?「感謝主!唐牧師老人痴呆了,我才有機會接替他。」對不對呢?好,我問你,原來講「感謝主」的,為什么感謝主?因為要凡事謝恩嘛。我自己一定先感謝主,因為沒有老人痴呆以前,我已經講了這么多神學講座。那么你呢?你要等到老人痴呆了才開始事奉主嗎?來不及了!所以要在能做的時候做,如果等到不能做了,才想做,你是已經把神的恩典荒廢掉了。而我一定先感謝主,因為我已經先做了。几十年來把神的話一直講講講......,到忽然間不能講的時候,「主啊,我曾經講過了,我曾經用過了,從前不是這樣的。」這是我們感恩的第一句話。當你忽然間殘廢的時候,你說:「感謝主,原來這以前不是殘廢的,我曾經健康過,我曾經享過福,我曾經做了神的工作。」機會不是永恆的,神給我們的恩典不是恆常一樣的,我們就應當趁著還有今日﹔我們不可坐下吃喝,起來玩耍,空占地土,虛度光陰。我們應當抓緊時機。

    雅各是一個很自私、很詭詐,有時候會為了一些的貪欲作弄人的人。但是上帝用他向以色列人傳達一項很重要的信息:「你若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參:創三十二:26)換句話說,雅各是奮力抓住上帝的,這就是雅各一生中,神欣賞的一點。他的缺點,神全部要用他的救恩彌補過來,他在地上的時候,有一點好處是許多人沒有注意到的,就是奮力抓住上帝,他盡心盡力在適當的時機一定不放過神給他的機會。

    一個在機會中間尋找恩典的人,這個人是繼續不斷在時光流逝的必然過程中,在他的生命里,譜下了永恆意義的印記。這種人是不荒廢上帝恩典的人。你知道你已經荒廢上帝多少恩典了嗎?你知道你已經把最寶貴的時間,送給撒但作為沒有報償的禮物,讓它高興得不得了有多久了嗎?每一次我如果講一些話要提醒、指正一個人,那個人不思想那句話對他有什么價值,只是先想我罵他就先生氣,我為他很惋惜,因為他根本不能進步。他先感到他被責備,他先感到他受傷,感到人不尊重他。

    之前在高雄有一個長老會的詩班獻詩,我沒有聽過那首詩,歌唱得不錯,詩班的服飾整齊,聲音和諧跟琴也配和得很好,指揮也很賣力,他們唱「聖哉!聖哉!」只有兩次,當時我就有一個感覺,「這首歌一定是華人作的!」這首歌的音樂相當不錯,雖然太過規矩,但是和聲、旋律、內容都很好,所以我稱贊了。稱贊之后我說:「這首歌一定是華人寫的,對不對?」有人就點頭了。這首歌是東方的曲子,雖然是西方的調,但是從詞看來他不是神學素養特別高的人,為什么呢?我用我的敏感猜出來的,因為這「聖哉!聖哉!」只唱兩次,以后就講主是大能的,主是聖哉到永遠,聖哉,尊貴,君王等等。我說,你們知道不知道,聖詩唱「聖哉」的時候一定是三次,沒有兩次的。「聖哉!聖哉!聖哉!」這是舊約記載的,對不對?先知以賽亞在聖殿里看見上帝的榮光遍滿全地,耶和華在至高之處坐在寶座上,有撒拉弗圍繞他的寶座,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几次?三次。為什么三次?三位一體的上帝。所以,當西方的音樂家寫「聖哉!聖哉!聖哉!」的時候,都是三次,這個傳統為什么華人音樂家沒有注意到呢?為什么沒有注意到的就表示他不是西方人呢?

    很多作曲家不一定是很明白神學的。很多作曲家不一定是很熟悉聖經的,但是在這個傳統上西方的音樂家到底有最基本的認識。所以,到了門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在神曲《以利亞》里寫「聖哉!聖哉!聖哉!」的時候,還是三次。我第一次看見「聖哉!聖哉!」兩次,所以我說:「這個一定是華人寫的!」因為華人不注重神學。醫病大會,一下子來一大堆人,神學講座來的就不多。我們不注重神學,我們比較注意自己有沒有得到醫治,我會不會發財,我信主有沒有平安,主耶穌對我有什么好處?這是「利用式」的信仰,「享受式」的信仰,而不是「認知式」的信仰。

    「靈恩派」跟「歸正派」信心果效的要求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們是「以信求知」,「主啊,我既然信,我也領受這些的恩,我要知道為什么你愛我?為什么你要揀選我?為什么你要把這些恩惠,這些事奉的機會給我?」 「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誰」(參:提后一:12),這樣,我的信就成為一種生命的享受,我的知識就成為我的信仰的內容,這是「以信求知」。靈恩派呢?不是如此!而是「以信求恩」。「我信所以給我,給我成功,給我丰富,給我醫病,因為你是大能的!」利用上帝的大能來逼上帝天天聽他的話。所以他們禱告一定很懇切的,他們唱詩不求音樂的本質,他們感謝禱告大聲叫喊要上帝聽他的。唱詩唱個大半天,敬拜贊美累死了,坐下聽道的時候,他說:「主啊,我唱得那么久了,哪里有功夫聽有關主道的教導,我現在已經累死了,所以我唱的時候請你聽﹔講關于你的道的時候,我睡覺好不好?」這個不是聖靈的工作,這個是撒但的工作!撒但不要人聽道。所以,看起來很熱心,但他的熱心是要上帝來服務他,他的熱心不是要服事上帝。所以,他的禱告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雅比斯的禱告》。他的禱告不是以基督教導,以神為中心的禱告,「愿人都尊你的名為聖。愿你的國降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這個以神為中心的禱告是基督的教導﹔而雅比斯的禱告是以自己為中心,「你要擴張我的境界,你要賜福給我,你要使我享福,你要使我......。」為什么把這種禱告當作范本來教導呢?甚至賣了几百萬本?因為這很迎合罪人的自私心理的禱告。這是很不一樣 的態度和立場!

    那天我對那個詩班講了這些話以后,當天晚上那個詩班再來唱,唱的時候,我嚇了一跳,「聖哉!聖哉!聖哉!」變成三次。感謝上帝!所以我看只有兩種人,第一種人你把他的缺點講出來,他感謝你,他改正,他就歸正了。另一種人你提醒他的錯處,他就先生氣,就罵你,就恨你。只有兩種人。我巴不得有人可以真正看出我整個事奉的毛病在哪里,給我有機會進到更美好的地步。無論人的動機好不好,他能指正出我們的缺點,你要當作是神借著他造就你的一個機會。


一個被熱烈討論的神學題目:永世的基督與歷史的耶穌


    這次的主題是一個很熱烈被討論過的二十世紀神學的題目,它好像是把我們所信的救主分割成為兩個不同的位格,一個是永世的基督,一個是歷史的耶穌。永世的基督是在永恆界里,歷史的耶穌是在暫時界里。

    在二十世紀的時候,受了德國十九世紀新派神學動向的影響,基督在信仰中的地位已經被竄改,已經被質疑受神化的果效,而新派神學要把人帶回所謂「歷史上的那一個人,是很簡單的、很善良的、很親近上帝的人,是一個很平和的人,是一個很無私、舍己、犧牲、全然成為全人類榜樣的那一個普通人」的向往。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德國的神學界已經從承認基督為主的傳統的信仰中間,放棄超自然的因素,進入一個只把基督當作完人典范來作為他們所崇敬、所尊重的一個人類的榜樣。換言之,基督不再成為敬拜的對象了﹔基督也不再是我們敬拜、事奉的主,也不是我們以生命順從來跟隨的主﹔而是我們在生活上跟隨的榜樣,成為我們生活上的一個模范的作用。這樣,「基督是主」跟「耶穌是人」就分開來了。「基督是主,那不是我的信仰﹔耶穌是人,那是我的追求。」基督的主性是加上去的,耶穌的人性是本來有的。耶穌的人性是實實在在,是真體的,是可信的,是真正存在過的,而他的神性則是本來沒有的,是教會從起初借著使徒再加上教父們想象出來,把他絕對化、神格化,就變成一個我們要信而根本不存在的上帝。其實這種新派的動向,不是從十九世紀才開始的,而是從十七、十八世紀就開始蠢蠢欲動,到了十九世紀就被正統化,就被系統化,就被絕對化,然后變成一枚炸彈在教會中間等待它爆炸的日子。

    包珥(Ferdinard Christian Baur, 1792-1860),杜平根學派(Tubingen School)的神學家,他是新派這一方面很重要的一個開創人物。比他和士萊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est Schleiermacher, 1786-1834)更早一百年的r嶲,已經有人在這件事情上開始思索,探索怎樣可以把整個基督教的信仰推翻掉,把基督徒所信的基督拉下來。他們強調基督不過是一個人,一個良善的完人之模范,把他的人性提高到一個地步,使人不必再相信他的主性,而只接受他的人性,提倡他的道德。到了士萊馬赫的時候,他否定?示論,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聖經是神的話,否定神跡的存在,否定基督是童貞女所生,否定基督的死的代贖性,否定基督復活的歷史意義,對教會里面需要一位主,就是成為中保救贖者,基督神人二性的雙重本性在一個位格中間的實體的否定,這些東西全部否定了以后,他就以同樣的名詞加以不同的解釋,用近代神學中間以人為本的探索的結果,重新解釋傳統的神學名詞。

    這樣,從士萊馬赫、包珥以后,立敕爾(Albrecht Ritchl 1822-1899)、威爾浩生(Julius Wellhausen, 1844-1918)、哈納克(Adolf Von Hamack,1851-1930)、赫珥曼(Wilhelm Hermann,1846-1922)等人,他們几乎在各自的著作中間提到耶穌的時候,前面都沒有「主」這個字。為什么呢?因為他們心里面不能接受他是上帝,不能接受他是永恆者到肉身中,從永世進入暫存的這種「道成肉身」的神學。他們只把耶穌當作一個人,一個最尊貴的人,一個最高級的人,最聖潔的人,最良善的人,最和藹的人,最有使人和平功能的人,最親近上帝的人。


新派神學的去基督化


    這些思想慢慢彌漫整個歐洲,新派的序幕拉了起來,整個時代面向一個新的局面,就是去基督化,去主性化,去敬拜化,耶穌變成我們學習、跟隨的一個表率,進入在德性上建造的新基督教運動。這個新的基督教是為了要配合當時正在發展的科學,把自己現代化到一個地步,就慢慢除掉敬拜性的宗教本質,變成模仿性的道德本質,神性的超自然本質變成人性的形象樣式本質。一步一步把敬拜、永恆、救贖等等抽離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強調要效法、要建立品德,用行為占據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士萊馬赫所講的「啟示」,不是聖靈把上帝的話放在人心中,他所講的「啟示」,就是在人性中間對良善、道德,對偉大的心靈跟行為的覺悟的共同感。當你有道德的需要,我有道德的需要,你對道德重要性的覺悟跟我的覺悟同樣,這個「共同性的道德靈感」就可以代替聖靈的啟示。什么叫做罪呢?罪不是你行為中間的敗壞,罪就是那個生物性的本性,野蠻、自私,還沒有進化到一個已經達到文明時代應當表現的那種大公無私,那種以公義解決我們之間一切的糾紛的那種情形。簡言之,那種動物性的卑微狀態,就叫做「罪惡」。而已經進到高等社會公義平等的這種覺悟,這叫做「救贖」。所以救贖不是耶穌的寶血洗淨我們,救贖不是十字架的功勞達到勝過撒但魔鬼邪惡勢力之后,所分享給我們的天上榮耀﹔救贖不過是我們已經離開低級的生物狀態的心靈,進而到高級道德人格的心靈。什么叫做「天國」呢?就是當公義、聖潔、良善的人性普及整個社會的時候,這叫做「天國」。所以我們盼望天國降臨就是盼望人類進化到一個地步,彼此之間懂得道德的價值,懂得在行為上的提升,懂得在全世界中間運行彼此尊重的這種人性。所以這些最偉大的名詞,上帝的國、公義、救贖以及人類之間要怎樣借著信仰表達行為,全部被去神跡化,去超自然化,去形上學化,去啟示化,慢慢就變成普遍的東西。

    他們以為這個是進步,以為這個就是真正的基督教,而他們沒有想到這種信仰照他們的原則繼續向前走,經過兩百年以后,全歐洲的教會空了,禮拜堂剩下一個殼,人都走了。上了年紀的人死的死,而年輕的人沒有了信仰。他們建立了所謂比較以人為本的文化本質,以公義為憲法基礎的社會以后,慢慢地是比較民主,是比較公義,是比較有周濟貧窮的社會福利行動,以為人就不需要上帝了,不需要救恩了,不需要救贖了。既然這些都不需要了,禮拜堂空空洞洞,人去樓空,就變成旅游的勝地,成為拍照的對象,成為建筑的模范,成為歷史的遺產。這樣,基督教是什么?就是一個曾經有過偉大的道德教師,帶來人類向往公義社會的一個歷史痕跡、歷史產物。結果,基督教就慢慢沒有了。

    在這樣的狀況中間,有一些有識之士,有信心的人,他們深深感到不對,但是這些人沒有辦法抗衡,也沒有辦法拒絕,因為大趨勢的潮流已經偏向那一邊了,所有的大學,所有的學朮界,最高的研究所,神學的基地都給新派占去了,所以這些人就變成比較沒有學問的一群,比較執著于古老的傳統,一廂情愿地向往過去曾經有過的輝煌日子。這些人就慢慢被邊緣化了。他們就說:「主啊,我現在知道我們是在失敗的陣營中間,但是全世界不只是歐洲而己,還有亞洲、印度、非洲,去傳福音吧!」所以這些比較沒有學朮,在信仰上已經被邊緣化的人,他們到世界各地去傳道,他們還借著曾經有過的傳統權威,制定了一些標准來衡量誰可以加入他們的差會。一九六九年我在巴色(Basel Mission )總會第五層樓的差傳部的禮堂,問他們一句話:「你們差什么人到非洲、亞洲去傳道?」他們說:「直到今天,我們還要考宣教士信不信耶穌是童貞女生的,耶穌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是從死里復活的。如果他們信,我們才差派他們出去,否則我們就不差派。」這原是從十九世紀末葉起產生出來的一個新的規矩。也就是說,從前都是信仰人士,奉差去傳道,不必懷疑他們,所以就照著舊有的系統讓他們去做傳道。但是,自從發現神學院畢業的人比不進神學院的人更沒有信心,發現越有學朮的人越丟棄信仰,所以他們就制定一個新的條例,要考基要信仰。


史懷哲與其《歷史耶穌的探討》


    你知道為什么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要拿第四個博士學位?就是為了要過差會考試這一關。他已經在二十几歲拿到了哲學博士學位、音樂博士學位,還有神學博士學位,他的神學博士論文叫做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歷史耶穌的探討》。我們這個講座的題目不是亂擬的!不是把兩個名詞湊在一起,為你們來培靈、培靈,我乃是要預備你們在以后的爭戰中間裝備自己。我很感謝上帝,過去好几年講其它的課題,今年拉回真正神學課題、神學講座。我不是來這里隨便浪費時間的。

    史懷哲的博士論文已經中了從十八世紀士萊馬赫、十九世紀立敕爾、包珥、哈納克、赫珥曼、威爾浩生,還有那些高等批判的毒,他在整個新文化的潮流中間,以學朮高過信仰走了一條違背聖經的道路。所以他的《歷史耶穌的探討》這一本書的內容強調:「耶穌是一個很偉大的人,他也相信天國的降臨,就在他有生之年會成就。他聽了施洗約翰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他就照著抄襲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他想天國就很靠近了,在他還沒有死以前就會來到。而他自己要把人帶到天國里,所以他的責任很重。結果,他一直等、等,天國還沒有來。他傳道一年,天國還沒有來。傳道第二年,天國還沒有來,傳道第三年天國還沒有來。為了使天國快快來,他就從容就義,就犧牲自己被抓,上十字架,逼天國一定要來。」這種思想很怪異,但就是這種怪異思想才會拿到博士﹔你平常的思想沒有什么特別,就拿不到博士學位。所以對那些以學朮性拿到博士而沒有信仰的人,我總是心里存疑的。

    再舉個例,今天你如果研究平常的人,你就不是心理學家。你研究一個怪人,一個完全不同的思想,愈怪的你愈能拿到博士學位。所以心理學博士是「怪人專家」,而研究怪人的本身多半也是怪人。很多熟讀心理學的人,他為什么讀心理學?這個「心理」你要先研究。他就是要明白古里古怪的心理。而一天到晚想明白古里古怪的心理的,他的動機是不是古怪?你想想看,這是很有邏輯的事情。所以,這些怪人研究怪人,拿到怪人的怪學的博士,因為「物以稀為貴」。結果全世界絕大多數沒有心理障礙的人,沒有人要好好去研究,也沒有人好好去供應,一天到晚就用那種專門研究最怪的人的學朮來看普通的人。然后,這些研究以人為本的心理學專家,常常用他理論里面特有的名詞來看每一個人,「你有什么病?」他就套上一個名詞給你,「你大概有這個傾向」,「你大概是那種思想」,怪不得所有行業里面最多自殺的是醫生,而醫生里面最多自殺的是心理學醫生,因為他以為自己是救主,結果他沒有辦法脫離自己本來是一個需要被救贖的罪人的這種現實,所以他就沒有盼望了。這世界很可憐的!我盼望有識之士,最聰明的人,從神的道領受光照,領受敢發而明白在這些文明跟學朮界中間很少人看出的毛病在哪里。

    史懷哲,第一個博士是哲學,第二個博士是神學,第三個 博士是音樂。他的音樂博士論文是寫怎樣了解,怎樣改正風琴的彈奏法,從前彈巴哈(Joh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的風琴作品時是八個手指在琴鍵上,但是沒有辦法完全發揮彈奏的效果,所以他提議把這四個手指卷起來,彎過來,把拇指向前,五個手指一同彈,結果發揮了很多的功效。他在這里拿到了「管風琴演奏法新發現」的博士。但是,當他去報名要做宣教士的時候,得經過考試,就像剛才我所說,巴色第五層樓宣教總部在差派人的時候,考試的那種方法一樣。

    結果史懷哲考不及格。以前有個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哲學家,他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為什么不生在中國,他最羨慕的就是中國古人的智慧。所以他盼望加入一個宣教機構可以被派到中國去。但是他考試,信仰不及格,所以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天才之一,因為信仰不及格不能被派,史懷哲也是如此。他有神學博士不能做宣教士,有哲學博士不能做宣教士,有音樂博士不能做宣教士,他不得不再考一個醫學博士。等他拿了第四個醫學博士的時候,他說:「我去是為了要醫病,執行耶穌基督對病人照顧的這種神聖義務。」所以不必考信仰,只要他醫學畢業就可以去了。他就到了法屬西非一個很小的鄉村,帶了一個簡單的風琴,早上醫病,晚上彈琴。每次他自己彈琴,巴哈的也好,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的也好,韓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的也好,哇!那些黑人圍在他的窗口外面偷聽他彈琴,好像此曲只應天上有。就這樣, 新派的人也進到宣教工場去了。


「歷史的耶穌」:以道德代替信仰


    「歷史的耶穌」就成了一個新的課題了。什么課題呢?「曾經有一個人是很偉大的,在歷史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活在地上,卻有天上的形像。他是普通的人,有不普通的道德﹔他是平凡的人,有不平凡的教訓。這一個歷史上的耶穌就因為他的道德,因為他的博愛,因為他的偉大的犧牲精神,嬴取了整個歐洲對他的信仰,這就是基督教的所在,這就是基督徒信仰的價值,這就是我們為什么稱為基督教國家的真正的元素。」什么元素呢?道德元素。Religion lies in work but does not lie in talk 。他們開始恨惡講道的事情,恨惡那些理論的事情,轉而注重行為的問題。就像今天靈恩派恨惡講道,不注重講道,只注重神跡,已經是鐘擺效應的另外一個極端。很可怕的事情!

    我在台北一年一年把很多重要的危機告訴台北人,台北人不愛聽,台北人喜歡靈恩派的眾會,台北人喜歡對上帝大喊大叫,不喜歡上帝對你微聲講道。因為只有「你聽我的」,沒有「我聽你的」。反正你是誰,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你要聽我的。你是全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服務我,我用你的全能來追討你,要你全然做我的仆人。所以名為「你是全能者」,實為「我就用我的能,被造的自由來強迫你創造的自由,用你的全能服務我里面的雄心和野心所想要的東西。」這種基督教是真的嗎?我告訴你,當新派落到那個圈套中間的時候,他們以道德代替信仰。當靈恩派以恩典代替知識的時候,變成「以信求恩」,就不是以信求知了。


十九世紀三本重要的耶穌傳

    保羅說:「我深知我信的是誰。」他愿意深深明白所信的是誰。而不是要求得著很多的恩典,來証明他信的是真實的。歸正神學是「以信求知」。靈恩派是「以信求恩」,這種求是「人本」的,他要神施行的是照他的意思。所以他所謂「信上帝的大能」,是外面的幌子,外面的殼,而里面是人本主義作祟。

    當新派把德性絕對化,把主性降低的時候,歷史上出版了三本很重要的書,這些書就是耶穌的傳記,所謂《耶穌傳》就變成風行一時,洛陽紙貴,到處被人搶購的書,以為讀了耶穌傳,就能明白什么叫做基督教,因此形成了一股好像新的教會復興的動向,人人都在搶購「耶穌是誰」的書。這三本重要的書分別在英國、法國、德國出版。在英國出版的,叫做Ecce Homo 。(編者按:JR Seeley's Ecco Homo (1865))Ecce Homo 就是 Behold the Man 《看哪,這個人!》,這句話是拉丁文,而這句話原來是從彼拉多的口中講出來的。彼拉多審判耶穌的時候,他看耶穌被鞭打到全身都是傷,他想,「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你們一定要說他是該死的,要釘他十字架,我把他鞭打了以后夠不夠?你要我罰他,罰到這個地步,你滿意嗎?」他就讓百姓看耶穌:「看哪,這個人!」(Behold the Man),而以色列百姓不滿意。

    耶穌剛出來傳道的時候,是施洗約翰說:「看哪,上帝的羔羊!」(Behold,the Lamb of God !),耶穌做完了三年半的工作以后,是彼拉多說:「看哪,這個人!」你知道聖經的屬靈有機架構多么偉大嗎?你知道很多聖經里面有機架構,是今天很多解經家都沒有看到的嗎?我已經九年到你們中間每個禮拜來查經,你們一定要慢慢知道我苦口婆心,把很多解經家沒有看到的東西告訴你們。而你在這里必須發現那個精髓,那個生命力,那永恆旨意,在每一個時代超過理性的上限怎樣啟發我們的信仰,不只在教會里面發揮,更在教會外面發揮我們的文化。

    施洗約翰說:「看哪,上帝的羔羊!」 (Behold,the Lamb of God !),就表明整個舊約從創世以來,亞當穿皮衣的預表﹔從出埃及記,以色列人守逾越節殺羔羊,使他們可以得救,脫離埃及,直到摩西律法的祭里面怎樣有贖罪祭,來解決罪惡的問題﹔一直到耶穌的時候,整個獻祭的內容就歸納到這個人身上了。「這個人是上帝的羔羊,你們所獻的祭,真正要表達的意思就是預表這一個人。」那么,這個上帝的羔羊是一個人,是一個到最后被外邦人,羅馬帝國派來的巡撫下令鞭打到遍體鱗傷的人。「還不夠嗎?你想我罰他還不夠,你說他有罪,現在我打他打到這個地步,夠不夠?」「不夠!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彼拉多洗手把耶穌交給他們,“Ecce Homo”這句話就是全世界要注意,要集中精神觀察并且注視。而注視這個字不是“Look at Him”,乃是“Gaze on Him”。當約翰壹書第一章提到「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們曾經親眼看見他」,所用的不是“behold”,不是 “look at Him”,而是“We had gazed on Him”我們曾經注視他,我們曾經聚焦,把我們的眼光看著他,他的一舉一動、他的一言一語、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教導、他的為人,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這個“Gaze on Him”就變成我們信仰一個很重要的開端。你看見了耶穌是誰?你看見的耶穌像丹﹒布朗那樣可以借著他賺一大筆錢的人嗎?你看見的耶穌是不是像約翰在各各他,在耶穌十字架下面看見的那位?除此以外,我不能明白什么叫做愛。除此以外,我不能明白什么叫做救贖,而且我不能明白什么叫做上帝使人得永生的方法。“Gaze on Him”,正如約翰說:「就是我們親眼看見的,我們親耳聽見,我們親手摸過的。然后,把這個生命傳給你們。」(參:約壹一:1-2)彼拉多要以色列人看耶穌,而真正看懂耶穌的約翰,這種“Gaze on Him”的信仰,是以信心仰望在各各他山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羔羊。結果猶太人不要看,「不必再看了,我們已經定意了,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彼拉多就把審判耶穌讓他死的權柄丟給他們,「去!不要再吵我了,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我是羅馬帝國派來的,在這里來代表王權統治你們的巡撫,你們的宗教問題不必跟我談。」他對耶穌是不是上帝的兒子一點興趣也沒有,他問的是:「你是不是猶太人的王?如果是,你妨礙我在這里代表羅馬帝國凱撒的政治權益,你搞顛覆,我要對付你。」他有興趣的問題是:「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而大祭司該亞法對耶穌有興趣的問題,就不是王不王了,而是「你是上帝的兒子嗎?」這些都是從他們自己的利害作出發點來看耶穌,在看不順眼的時候講出來的話語,耶穌好像很被動的,就靜靜地讓人怎么看他,怎么處理他,然后被釘在十字架上。

    《看哪,這個人!》這本書洛陽紙貴,大家搶購,在英國盛極一時。不久之前,法國的哲學家雷南(Ernest Joseph Renan,1823-1892)寫了另外一本書叫做《耶穌傳》(Vie de Jesus (Life of Jesus(1863))。《耶穌傳》在法國引起轟動,全法國的人都在尋找耶穌到底是誰。所以這就告訴我們,經過了一千八百年以后,歐洲還不認識耶穌是誰。為什么呢?因為沒有深入探討每一個禮拜在做什么?敬拜什么?歌唱什么?「為什么歌頌耶穌?為什么不是歌頌法國的皇帝?為什么那個拿撒勒人,那個死在十字架上,那個生在伯利恆馬槽的人這么重要,把他當作主,有沒有搞錯?」所以法國人在研究耶穌的時候,他們領受的耶穌是雷南寫的。你會發現他所講的耶穌是很博愛、良善、憐憫人,充滿智慧,又有愛心的完人之典范,就止于這里,不要再提他的神性、童貞女生、釘十字架、死里復活的事情,這是歷史的耶穌的探討。

    第三本書是德國的一位神學家大衛﹒史特勞斯(David Strauss,1808-1874)寫的,(不是維也納的史特勞斯,不是小約翰﹒史特勞斯,或者大約翰﹒史特勞斯,不是寫《死與變形》(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大樂曲的那個理查德﹒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他是十九世紀初的另外一個史特勞斯,他也寫了一本書,叫做 Life of Jesus (Das Leben Jesu 1864)。他說:「其實耶穌本來不過是人,他之所以被稱為是上帝的兒子,只是因為他比我們更接近上帝,他可以以人的身份與上帝之間密切到一個地步,好像聽見上帝對他講話,所以教訓出來的東西是如此的不同,是令人多么地受感動,而他的榜樣就是我們學習的模范。」這英國的一本,法國的一本,德國的一本就鼓起了對基督主性的懷疑,對基督人性的向往。所以,這些人就影響了史懷哲寫一本博士論文,研究當時最熱門,也是最多人有興趣的題目,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歷史耶穌的探討》。到了哈納克的時候,他跟一個世紀以前法國大革命的另外一個思想家完全不同。


十八世紀恨基督教,卻尊上帝之思想家


    現在我要做一些比較,你們曾經讀過神學的可能沒有讀到這么深入,或者沒有讀到這些比較,或者你們曾經更深入的思考某些段落,但是我要給你鳥瞰式的綜觀整個系統,整個題目的利害關系。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有一派的人以人本主義,以開明世紀,以自我的人文中心做出發點重估基督教,這一派重要的人物有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84),康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阿蘭倍爾(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這些大思想家,圍繞在伏爾泰跟狄德羅的身邊,他們對基督教深覺痛恨,所以對當時基督教被王朝利用作為統治群生,迷惑百姓,欺負人民的統治者的工具,他們恨之入骨。

    你知道在路易十四的時候,這個王朝勢力大到一個地步,他稱自己是「太陽王」,他一個人用了全法國稅收的百分之四十五來建一個王宮,就是凡爾賽宮。他增加稅,用欺壓的手段使民不聊生,使很多人透不過氣來。到了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的時候,變本加厲。路易十六在一七八九年之前,有一個非常美麗卻根本不知人間疾苦的皇后,叫作瑪麗﹒安多妮(Marie Antoinette,1755-1793)。這個瑪麗﹒安多妮小的時候是在維也納的皇宮聽過七歲的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演奏的一個宮女。演奏完了,德蕾莎女皇把莫扎特抱到她身邊來,「你大了盼望怎么樣?」莫扎特馬上指,「我要跟那個女人結婚!」那個女人就是瑪麗﹒安多妮。后來瑪麗﹒安多妮大了以后被路易十六娶去成為法國的第一夫人。而瑪麗﹒安多妮在法王路易十六的時代建了巴黎歌劇院,富麗堂皇,金碧輝煌,好像比王宮更偉大。你們到過巴黎旅游的可以去參觀。瑪麗﹒安多妮不知人民的痛苦,只知皇族所需要用的錢不夠就加稅再加稅,加到有一天她四周圍的大臣良心發現不能再加了,就對她講一句話說「皇后啊,不要再加稅了,百姓活不下去了,他們沒有飯吃了。他們沒有錢買面包了,?再壓下去,反彈過來我們會死的。」「為什么對我講百姓沒有面包吃?沒有面包吃不必告訴我,他們自己選,換雞蛋糕,換其它的糕就可以了。」為什么呢?因為她每天吃飯的時候是几十種選擇,不要吃面包可以吃雞蛋糕,不吃雞蛋糕可以吃鴨蛋糕,不吃鴨蛋糕還可以吃其它什么糕。她有很多種好吃的東西的選擇,所以她以為每一個人都是一樣。那些窮人、貧民、漁夫、佃農如果沒有面包吃,可以選雞蛋糕嘛!所以她用這樣的方法回答。那些大臣氣到七孔冒煙,他們也沒有辦法回答她,因為她權柄太大,這個話就流傳在民間,老百姓就把這個話記在心里,痛恨皇族,痛恨到一個地步,就在一七八九年的時候把路易十六跟他的皇后抓起來,關在監牢。一七八九年的時候,巴士底(Bastille)監獄解放。四年以后,一七九三年,他們就把路易十六跟瑪麗﹒安多妮抓到協和廣場,用斷頭台把他們殺死。這是真正發生的事情,所以那個時候,百姓對這腐敗、貪婪、又獨裁、又無理、又欺壓百姓的政府恨之入骨。

    被百姓痛恨的人中間,第二種人就是教會人士。為什么呢?因為天主教會里的所謂主教、神父,許多所謂神學家、修女都是荒淫無度,與政府勾結,專門做他們的打手,做他們的傀儡來欺負百姓的人。所以他們恨這些人恨到一個地步,伏爾泰講了一句話(我每次引述這句話就想流淚),他說:「世界要等到有一天才能和平,人民要等到有一天才能安居度日。哪一天呢?就是拉出最后一個主教的腸子,絞死最后一個教皇,世界就平安了。」這些話是告訴我們,人們對基督教恨到一個地步,如果世界要和平,就應當把最后一個主教的肚子剖開,把他的腸子拉出來,放在最后一個教皇的頸項上,把他勒死, 這些人死光了,世界就和平了。

    那個時候伏爾泰他們的宗教口號,跟過后一百年這些新派的宗教口號剛好反過來。他們講什么話呢?我們要殺死所有耶穌黨的人!我們要毀滅所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但是,我們離開耶穌的同時,不要忘記上帝,我們還要拜上帝。所以,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以「自然神論」作為他們整個思想架構跟他們革命精神的基本意識。他們相信上帝嗎?是。相信耶穌嗎?不。上帝好不好?好。耶穌呢?不好。產生了這種教會,跟獨裁者勾結欺壓百姓的這些主教圈,是要滅絕盡淨的。所以伏爾泰主張:「我們要消除所有的教牧,消除所有的宗教領袖,消除基督教,卻回到敬愛上帝的這件事情上。」但是他的上帝是誰呢?他的上帝不是有位格的,不是啟示的,是創造的必然原因。萬有的存在一定有一位創造者,他一定是良善的,就是這種一廂情愿相信自己腦袋所想象的一位創造萬有、平等、博愛的源頭叫做「上帝」。但耶穌基督是不博愛、不公義、不聖潔,是各樣敗壞的教會中的敗類的元首。他最后再講一句話,「基督教是十二個加利利人建立起來的,而我一個法國人就可以把整個基督教打倒了。加利利十二個耶穌的門徒建立了基督教,法國一個伏爾泰就把他消滅掉了。」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國的仇視基督教,法國對耶穌的不尊重,在那個時候就變成極端狂熱,極端盲目無知的一種反教運動。

    但是這件事情過了以后差不多不到一百年,整個反過來了,誰是耶穌?他們從頭再查。在歷史上的耶穌,不是教會這些敗壞的人可以代表的。因為歷史上的耶穌原來是這么公義,這么良善。所以 Vie de Jesus、Ecce Homo 、Life of Jesus這几本書把所謂教會的「假復興」,推到了一個從頭尊重耶穌的地步。所以,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新派的神學帶來了另外一個口號,他們跟伏爾泰不一樣。伏爾泰說:「我們把耶穌跟他的黨徒全部消滅掉了以后,我們就成為無神論嗎?不是!我們更尊重上帝。」到十九世紀的時候,他們完全轉過來說:「上帝不上帝不要緊,我們要的是道德的耶穌,歷史的耶穌成為我們新社會次序的榜樣,成為我們人類的指標。」


康德的宇宙觀與良心觀


    就在這個時候有几個人講了一些很特別的話。一八00年以前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講了一句話,他說他不愿意把自己和基督徒等量齊觀,他也不愿意走在基督教的儀式和傳統的中間。在他對宗教的批判的第一本書几乎是說:「我們沒有辦法証明上帝。」他的第二本書反過來說:「雖然上帝不能証明,至少我們盼望有道德,這就是上帝存在的另外一個記號。」

    這第一本書就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他用各樣的辦法否定了証明上帝的辯道學,無論是宇宙論証(cosmological argument ),目的論証(teleological argument ),本體論証(ontological argument ),全部一筆勾銷。所以第一本書印完了以后,很多人以為康德是無神論者。純理性批判給人的印象是完全反對上帝存在的。等到第二本書《實踐理性的批判》印出來以后,在序言里,他竟然講一句話:「有兩件事使我愈來愈感覺到懼怕,愈久愈產生敬畏。第一、閃著星光的天空。第二、在我里面說話的良心。(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他死了以后,人家就把這兩句話寫在他的墓碑上面,這也是基督教談到康德時常常引用的話語  -- 「在我上面有閃著星光的天空,在我里面有常常說話的良心。」這兩件事就使人發現,原來他所信的上帝是一位道德的上帝,是一位叫人行善的上帝,是一位創造的上帝,宇宙萬有的存在是神証明他自己存有的一個外在論據,在我里面繼續不斷對我講話,「你要行善,你要行善」的這種無上命令,是神在人心中証明他存在的內在印記。這個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用哲學的名詞來說,叫做「無上命令」,也就是良心的聲音,是不能推翻、不能抗拒、不能否認的事實。這就告訴你不需要証明,因為神本來就是存在的。

    康德的這兩句話變成他整個哲學的金科玉律,嚴格來說已經超脫了科學的范圍。特別是第二樣,是科學化驗室沒有辦法証明出來的,無論是物理,無論是化學,無論是數學,無論是純科學,絕對不可能証明良心所講的話是從哪里來的。這就是信仰,這就是宗教。所以康德的宇宙觀,康德的良心觀就變成兩樣証明上帝存在,而其本身不能被証明的基本論証。是不必用科學証明的一個超科學証明,是一個內在存在的實際証明來証明上帝存在。這個叫作 a moral argument of the existence of God,這個在歷史中間是從來沒有的,是他原創的。

    當康德的這種思想再推演下來的時候,到了十八世紀,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是對信仰莫名其妙的人,莫扎特是「共濟會J (Freemasons)這種信仰的追隨者。那個時候像巴哈(Joh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這樣敬虔的人已經不在了。巴哈是生在敬虔傳統的家庭里。韓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甚至是一個盼望與基督受難同一天死而蒙上帝垂聽禱告的人。莫扎特的時候,音樂已經愈來愈世俗化了,海登(Joseph Franz Haydn,1732-1809)已經老了,一八O九年死了,莫扎特是比他更遲二十四年生,比他更早十八年死的一個年輕人。那接下來的音樂家就愈來愈差,愈來愈差,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對基督的道德的崇敬,是唯一留在教會里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傳統。而至于基督的神性則是慢慢因為新神學運動,因為新派思想的解析,慢慢被邊緣化的東西。所以西方的沒落就在十八、十九世紀開始,在十九世紀結束的時候發展到了極點。


廿世紀德國新派神學的政教混淆


    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后一年,從一八九九跨到一九00年的時候,德國新派最大的思想家哈納克在柏林舉辦了三天的神學講座。他的講座題目是「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what is the True Christianity?)基督教是什么?什么叫作基督教?他講的時候許多人去聽,因為這個時候基督教在被動搖的狀況中間,有一些在傳統中間領受了正統信仰的,要知道這些最先進、最尖端的神學領袖到底在講些什么。那個時候他的講座好像萬人空巷,大家都要聽,后來聽出來了,原來他的所謂基督教只有三點。第一點、上帝是父,是全能、良善的。第二點、人類是弟兄,不分種族、膚色、年齡、地區,我們應當彼此尊重。第三點、人類的靈魂有無限量的價值。哇!這樣積極,這樣樂觀,帶來全人類盼望的神學就是叫做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一定要提倡。第一、神對全人類是有全能照顧,創造、保護、施恩的功能。第二、原來人種屬于一個大家庭,所以這有一點否定,并審判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欺壓同類,對別的民族不尊重的這種罪惡的事情。哇!這個是全人類都要贊同的,這個是基督教偉大的地方,這是人類的盼望。第三、人有無窮的價值,人有無窮的潛在能,這個給人類的前途帶來極大無比的盼望,這個是從來所沒有看見的。

    他剛剛講完這几點,被全世界歡迎,新派神學好像把基督教帶到另外一個新的頂峰的時刻了,突然間德國宣布要占領其它的國家,德國的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 II,1859-1941)要控制一切,對于法國、波蘭都是采取輕看的態度,那個時候音樂界的理查德﹒華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跟哲學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以及德國的皇帝威廉已經開始有了一個意識,即全世界最優越的民族是日耳曼民族,全世界最偉大的智慧者都屬日耳曼血統,而全世界最優秀,最有能力,最應當統治全人類的就是德國人。這個觀念慢慢培養起德國的優越自尊,他們就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要侵占其它的國家。就在這樣的時刻,想不到兩個重要的新派神學家都贊成。一個是哈納克,一個是赫珥曼。而這兩個人簽字同意德國以優越的姿態統治世界的當兒,你知道他們是精神分裂的,因為他們的神學主張人類是同等的﹔而他們的政治觀卻是德國是優越的,你明白嗎?今天你們的教會,特別是長老會,一方面懂台灣自主性,一方面把神學里面「背十字架」當成是進聯合國的工具,這個是政治、宗教、神學跟信仰完全亂七八糟的一個事情!所以我再說,長老會的信徒要醒悟過來回到聖經,否則就重蹈歷史中間常常發生的那些事情,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德國的教會曾經出過馬丁路德,為什么德國的教會后來變成這個樣子呢?德國的教會曾經是改教的先鋒,為什么德國的教會在希特勒的時代變成一個侵略的工具,而且跟那些侵略者站在一起呢?因為他們政教混淆的傳統從改教那個時候就有了。所以神學家哈納克以及赫珥曼贊成德國發動戰爭的這些簽名,引起了一個神學生極大的反叛,那個神學生叫做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巴特的老師教的是人類是平等的,但是政治立場卻是跟著德國的優越主義要侵略別人的。他非常灰心,非常痛恨,所以決定走一條新的道路。在歸正傳統中間,他與他的老師分道揚練。他老師所信的是「歷史的耶穌」,他的老師不信永恆的基督,而巴特認為不是如此。


童女的實子宮與耶穌的空墳墓


    我并不贊成巴特的神學,但是當時他的確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在歷史上有他的地位。他反對新派,建立了一些新的體系,我們稱之為「新正統」,還不是「正統」。巴特說什么?兩件事,這位歷史上的耶穌有兩點是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有實物的子宮跟空的墳墓。童女的子宮所懷的胎是實的,而被殺的耶穌的墳墓是空的。用英文講就是 The virgin womb and an empty tomb。The virgin womb is real,there is something inside. 童女的子宮里面怎么會有嬰孩呢?被殺的人的墳墓里面為什么會變成空的呢?這告訴我們,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得勝死亡的。所以這個基督不能說是男女性交所生下來的歷史上的人物,只因為他的道德偉大到一個地步,他與上帝的關系親密到一個地步,他就變成特別的我們道德性的模范。我們的信仰要建立在他曾經是不經由性結合,因聖靈感孕在童女的子宮成了道成肉身的救主﹔而他是在復活的中間使一個本來應有真正死在里面的死人的尸體,變成一個已經復活,以后只留下空墳墓的一位救主。這個主就不是一位普通的主了。

    這一堂我就講到這里,因為再講下去你們的思想可能承受不了。你無備而來,聽了許多你們沒有讀過的書,即使是那些專心研究過神學的人,也不一定每一個都能把它歸納串連,相對而觀,并加以比較。

    基督教這兩千年信仰的爭戰,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么簡單,更不是像靈恩派所知道的那么膚淺。我們是經過了千山萬水,千辛萬難來到今天。而我們今天到底是隨波逐流,隨流失去,還是中流砥柱,或者我們真正盡心竭力把神所托付我們的信仰承載起來,傳承下去,光照啟發下一代的青年,給他們后繼聖工,繼續為神的國度發光?我語重心長,苦口婆心,如果你知道我動機里面為神的殿焦急的心,你就應當對主說:「主啊,預備我,光照我,帶領我前面的道路。使我不放松自己,讓我成為一個真心跟隨你,被你使用,接替聖工的時代工人。」

第二章 - 創造界與被造界之間的關連